康年道：“要十万块。”
慎年沉吟道:“倒也不是借不起。”
康年断然否决， “绝不能借。这种人，借了一次，就有两次、三次，还有其他人，也要有样学样，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没完没了了！” 他对杨金奎此类人简直深恶痛绝，一边说着，气得要笑出来，“况且你以为他是什么言出必行，有借有还的人？他一个贵州将军，为什么要来千里迢迢来上海借钱？朝廷几年前就筹备着修昆贵到宜宾一线的铁路，召集民间集资，到今年，贵昆段要开挖了，一查账目，铁路局的蠹虫们早把从百姓那筹来的款子赌的赌、嫖的嫖，亏空得不剩多少了！在贵州当地挪借，怕要被百姓察觉，闹起事来，所以才悄悄派了他们的爪牙在江浙富庶之地四处借钱，想要把这桩亏空案瞒过去。这个杨金奎，是尤其可恶，借着出公差的名头，在上海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还为贩私土在关口闹了好大一场仗，唉，简直就是个活土匪。”
慎年还没见到杨金奎的庐山真面目，但听下人们描述，其耀武扬威，前呼后拥，随从人员也有两三百数，远比寻常土匪气派。便问康年：“这人是什么来历？”
康年嗤道：“他能有什么了不得的来历？家里不过是云南彝族一个小寨主罢了，靠开土行攒下一份家业，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大字不识几个，托人在朝廷里捐了个三品参将的衔和顶戴花翎，云南不肯收他，就在贵州讨了个候补都司，受命襄理贵昆铁路事宜，倒也笼络了不少人心——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你看他那拜帖，也有七八十个字，里头只有‘杨金奎’三个字是自己写的，其余的一概是睁眼瞎！哼，要不是懒得跟这样的人胡搅蛮缠，我倒真想参云贵督抚一本。”
慎年听了康年这席话，心里有数，笑道：“这位杨将军，我是未见其人，先能想象出他是怎样一副尊容了。这件事我能应付，你也不要劳烦县里的官兵了。”
康年郑重地叮嘱他道：“你不必怕他，但也万不可自作主张，借钱给他。”
“我知道。”慎年放下电话，思索片刻，来到前院会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杨将军。
杨金奎其人，大致算是个场面上的人，只是有些自来熟。被于府下人请到厅堂上落座，滚烫的茶吃了几盏，还没见到主人，杨金奎自己先不见外了，领着两名亲兵，背着手在于府的明廊暗弄里来回慢慢欣赏起来。
他不通文墨，漂亮的话说不出来，只觉得这于府里处处都好。望见飞檐斗拱的戏楼，说声“好”，经过雕花镂彩的廊桥，说声“好”，回到厅堂，在楹联下驻足，对着那曲里拐弯的两行字，说声“好”，扭头见旁边侍立的使女们都是满头焦黄打卷的毛，虽然不明白这是哪门子“时尚”，但也真心实意地喝了一声彩，“很好！”
慎年走上堂来时，杨金奎正对着使女旁敲侧击，问：“你家几口人？大公子我知道是做官的，二公子做什么的？三小姐芳龄几何，有人家了没有？”还要问于太太每顿饭吃几个菜，听见使女叫“二少爷”，杨金奎昂首挺胸，先将慎年从头打量到脚，照例说声“好”，反客为主地吩咐使女道：“给二公子看座，上茶。”
朝廷实施新政以来，已经将绿营正式改为新军，官兵服制都仿欧式，呢子军服配皮腰带，长马靴，杨金奎却嫌那光秃秃的大盖帽不够威武，仍戴的旧式的翎顶豺纬帽，后面拖着一条油光可鉴的大辫子。可以说，他这个人的形象，就和他那拜帖如出一辙，是不伦不类，还自鸣得意。
慎年见杨金奎仰着脸，知道这位将军大人是在等自己见礼，便对杨金奎拱了拱手，客气道：“让杨将军久候了。”
杨金奎抬手，道：“免礼，免礼。”才想起来似的，将腰间的配枪“哐”往案上一放，对慎年微笑道：“二公子，你喝茶。”
下巴放下来，才看清脸，竟然也生得眉浓鼻挺，是个相貌堂堂的年轻人。
杨金奎先开口了——他在这里坐空板凳，灌了一肚子茶，早就不耐烦了。“二公子，听说你没有功名在身，见了我，按礼该磕头的，但我今天来，是为私事，不为公事，因此你我都不必多礼了。”
慎年一听这杨金奎开口，就浑身难受，他保持着微笑，径直问：“将军来，是为的哪桩私事？”
杨金奎道：“我一个乡下人，在贵州时，生活是过得朴素的很啦，所以这趟来上海出公差，也没有带多少盘缠，谁知你们上海糜烂得很，饭食和旅店都贵得吓死人，我手头钱不多，怕支撑不到回贵州，所以想在贵钱庄借点钱做旅费。一回贵州，立马奉还。”
“原来如此，”慎年静静听着，“将军想借多少呢？”
杨金奎面不改色心不跳，张口便道：“一百万。”
他这趟来，一见于府如此富豪，借的少了，岂不便宜于康年？二见慎年是个斯文的洋学生，不禁吓，好糊弄，三嘛，所谓“天上要价地上还”，一百万不给，给个五十万、二十万，也是大大的赚了。因此一说完，便笑笑地看着慎年。
果然慎年听得一怔，却也不慌，很快便说：“一百万的借贷，是个很大的数目，我们庄子也不是没经办过。但以往都是各道官府往来挪借，还没有做过私人用途。”
杨金奎猛地将案头一拍，“这么样，那我也不瞒于兄了，”从二公子变成于兄，他的目光也亲热了不少，“其实这笔款子，是我替云贵督抚衙门来借的，具体缘由么，于兄还是别问得好，总归是利国利民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