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买件皮夹克是多么不容易，那个时候一根糖也只要两分钱，我每个月的工资才40块，你老妈只有三十几。”老爸夹起碟子里最后一块卤味。
“所以，就因为一件皮夹克吗?”
“你说得简单。3000个信封，数数都要数半天，你老妈眼睛都要瞎了，换你试试看?对了，你知道她去哪儿买皮夹克吗?你这就不懂了吧?那个时候，南京路上的华侨商店，三楼，只开给那些外国人的，但当时全市能有多少外国人?别说全市了，全国也没多少，所以肯定一个客人也没有，那件皮夹克估计也在那里挂了半年，甚至一年了。”
结果她去了，她不仅去了，还头一回坐了电梯，她站在那个黑黑的铁笼子里，想起那天，有人叫门，她去开，吓了一跳，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还剃了个大光头。“刚释放的劳改犯?……还是，越狱的劳改犯?”她还没来得及将恐慌用声音表现出来，那个小伙子叫出她的名字：“请问你是某某某吗?我是之前说过，来替那谁领糖的。”他的声音是把善良的、年轻又阳光的声音，像晒在院子里的那一整面稻谷，于是她定了定神，转身进了厨房，居然大大地咽了一下喉咙。
“怎么，原来你们还是一见钟情的呀。”老妈出去与朋友聚会的时候，那个周末晚餐只剩了我们父女俩。
“嘿——这叫一见钟情啊?是吗?这就叫一见钟情啊?”老爸把眼睛都挤在一起，他笑得像一颗最先浮出水面的饺子般，竟然有些害羞。
“不然咧?”
“我哪知道，我又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
“好啦，越描越黑。”
这两个人结婚刚满三十年，当然不是没有吵架，有时候爆发严重的争执，持续一两天的冷战也不罕见，他们和许多普通的夫妇一样，依然会遭遇许多不能顺从和妥协的事情——好比“今天是我洗的碗，所以该由你去晾衣服啊”“你说要买饺子我才去买的，你还嫌我买的馅儿不对”，能不能再幼稚一点儿?就不能吵点儿国家大事吗?中东和平进程或者低碳经济之类的?可他们结婚三十年了，一万多天，她每次出门还是习惯性报告每个阶段的进程，“我现在跟她们去吃粥面馆啦”“吃完了”“等下坐地铁回来”。
“我来接你吧。”老爸回复老妈的短信。
“不用了，你来接我就不能喝啤酒了，我自己回来好了。”
“今天周末，地铁肯定挤，还是来接你吧。”
“够了诶。”我用筷子当当敲着碗，把那个夜晚嘲笑得像首大俗的民歌。
下车后，我拿着包一步一步上楼，敲了半天父母家的门，久久没有人应。
楼道里的声控灯在我懊恼的半分钟里熄灭了，一片漆黑地在我眼前为对面那幢楼腾出几扇亮灯的窗。客厅都是落地玻璃，两家暖灯两家白灯，电视机都朝着一个方向，花花绿绿地闪，人影看得不真切，但不妨碍它们像几个逗号那样完整了一首彷徨的诗。
我找一层转角台阶坐下来，又担心着它的洁净程度，不敢完全把身体重量交出去。于是那阵酸楚首先是从身体上开始发力的，可它们居然一直扩散到心里。我用手背蹭了蹭脸，它紧紧地张着，好似有人从左右拉扯着它一般。但这不是什么护肤品带来的神奇效果，原来想要一张紧绷的脸是这么简单，哭一下，再被风吹干就行了，让你的皮肤像一条被相扑手穿在身上的铅笔裤那样充满了极限的爆裂感。
到这时，我应该是有些笑意了吧?就像每过半分钟就在台阶上拍拍手，跺跺脚，于是楼道里的壁灯仿佛是在和我对话一般，它亮起来，又暗下去，一个话题结束，我便用新的话题召回它。
“你知道贤伉俪去哪儿了吗?”
终于楼梯下方传来的脚步声，前前后后一路迎上来，老妈冷不防对上我，吓一跳：“诶?你今天怎么来了?今天是周四吧?”
“想过来就过来了，”我站起身，“你们去哪儿啦?我还想过来吃晚饭呢，结果可好。”
“你还没吃吗?”老爸跟上来，他掏着房门钥匙，“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来?”
“手机没电了嘛。”我跟在他们身后，进了屋，“去哪儿啦?”
“去看电影了。”
“这么时髦?”
“哪里啊，你妈打扫屋子的时候找到你的两张电影兑换券，肯定是你忘在这里了，明天就过期了呢，所以我说不如我们俩去看掉吧。”老爸抓紧时间系围裙，“你要吃什么?家里也没有多余的菜，昨天我烧了鸭子汤，给你热一碗配饭吧?要不要再炒个卷心菜?”
“汤就够了。”我摆摆手，“看的什么电影?”
“美国的，说是马上就要下档的。”他报出一个名字，“好像很受欢迎啊，影院里依旧坐满了。你看过吗?”
“嗯，看过。”和辛德勒一起看的，“但你们能懂?我是说老妈她能懂?”
“前半段还行。”老妈换了衣服后坐到一边，“后面半场说的什么啊?我不明白诶?男主角跟她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杀了她老婆?还是救了她?还有那个小姑娘算是做什么的?脑子都看糊涂了——不过男主角气质很灵的，很有男、人、味。”她擅自把最后三个字加上顿号，吟得情深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