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是我和他们吵架时说得最多的，知道是哪一句吗?——嗨，其实也没有那么固定，但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结婚是我的事，他们不该干涉太多，我不可能为了他们而结婚，他们觉得怎样的男性好，我就嫁了，封建社会吗?我是童养媳啊?不过呢，不知道怎么了，我又慢慢意识到结婚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管怎样，我的生活不是那么单纯属于我一个人的，没有那么清楚的划分，可以很决绝地说和他们没有关系。其实和他们的关系一样很大。我想自己身上多少得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那里面就包括了我的婚姻，说得难听点儿，但也很现实的话，我必须考虑，父母衰老后，孤身一人，并且也不再年轻的自己，有能力照顾他们吗?万一我先病倒了，还要连累两老来照顾我呢——不是没见过这场景，小学时的地理老师，四十一岁还没有结婚，后来得了肝癌，学校组织我们去探望的时候，看见她的母亲，六十七岁的老人，蹲在厕所里给女儿刷饭盒，当时我那么小，也能感觉到这画面的不堪，更别说眼下。所以这么想想，对他们也没那么多抱怨了。
“只是呢，只是唯一让我有些酸楚的是，我父母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因为‘爱情’这个原因而走到一起，虽然他们绝不会把这种字眼儿挂在嘴边，可他们非常相爱，结婚三十年，我妈至今连我的手机号码也背不出——她存着，可她背不出来，她对数字不在行，因而无论谁的她也背不出，除了老爸的号码她记得一字不差，但就是这样两个人，眼下却劝说自己的女儿，‘爱情什么太不实际了’‘你还是要实际一点儿’。不是让人觉得很酸楚吗?
“嗯……越想，我越觉得酸楚啊。”
日本客户原本苦苦维持在表皮层上的拘谨，在那盆大闸蟹被端上台面的时候完全瓦解了，我看着他们从真皮层上展露的臣服笑容，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像滚筒洗衣机对于一只袜子那样充满了游刃有余的雄壮。这一行五人是我此次接待的客户，考虑到是一笔意义重大的交易，未来三年自己能否率领部下齐齐换新车就在此一举了，因而得到上级许可，我专程带领对方杀到大闸蟹之乡招待出了一桌鸿门宴。
领队的部长是个刚过四十的中年男子，下巴上画龙点睛地蓄了一撮胡子，和他的部下一样精于修饰自己。他们穿衬衫，打领带，皮鞋又扁又尖，让时常走在队首位置的我感觉到生命危险，怕一不小心就被踢穿了脚踝。
“今天真是辛苦盛小姐了。”小胡子举起酒杯作礼节性的致谢。
“哦，没，不会，都是我应该做的。希望今天的款待能让你们满意。”
“再满意不过了。这个东西，在日本都可谓闻名遐迩啊，但我们那儿卖得太贵，普通人一般不会吃。”
“喜欢就好，如果明年秋天还有机会的话，欢迎再来。”章聿曾说，给她八百只大闸蟹，她就能拿下日本全岛，看来也不是信口开河。
饭局结束后，我带着幸存的两颗脚踝骨送客户回到宾馆。第二天他们就将离开，因而到此算是告别。传说中“和日本人道别是个体力活”，到此刻我又得到再度体验，几乎是和对方一路鞠躬到站在街道的两端，我扶着彻底退休的老腰，一边接过汪岚打来的电话：“如曦，你明天回来么?”
“对，怎么?”
“出了点儿小问题，公司有人出差没赶上飞机，而且三天内都没有回来的机票了，只能先飞你那里曲线救国，你是坐高铁么?带他一起回来吧。”
“谁?”但我俨然是有预感的，因而汪岚说出“马赛”两个字时，我好像是已经等候在靶心里的一双手，稳稳地接住从空中抛下的球，令它看来是温顺的、服从的、波澜不惊的，“知道了。”
顺其自然吧——哪怕已经没有“自然”可言了，但不像读书年代，一封被婉拒的情书能让此后的视野里为某个人的轮廓而彻底镂空，老死不相往来的悲情只能在青春中得到决绝的培养，可眼下，没有那么多动不动就触到底线的遭遇了，“工作”在要求我专业的同时，也要求了我的厚颜和麻木。
“听说误机了?”我迎着手提行李袋的马赛说。
“啊……是的。”他语气中闪烁的一丝仓皇却让我轻松起来。我刻意地留白，逼迫由他推动对话：“很倒霉。不知道路上那么堵。一个十字路口，出租车开了半小时……嗯……好像自己所处的时间是在冥王星一样……”
他连玩笑也谨慎地选择，可那句子多少有些可爱，我很快避开马赛的眼睛：“是哦，那你明天跟我一块儿坐车回去?”
“嗯。”
“我还得去看看还有没有车票。”
“是吗?麻烦了……”
“先去给你订个房间吧。”
“谢谢。”他越来越毕恭毕敬。
但前台随即打破了我内心几近完工的安妥，小姐在电脑上噼里啪啦按了一阵后说：“抱歉，今天没有多余的客房了。”
我一不留神便把那声“什么?!”喊出了《苏三起解》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