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们能早点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就可能另辟蹊径，发明出飞机这样的飞行器，让自己用其他的办法实现飞的梦想。
我还可以再给大家举个例子。‘疲劳’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几乎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人们在面对和‘疲劳’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选择直接去硬碰硬。
比如，我之前看过的特别有名的海豹突击队的训练。
这这里插一句最，海豹突击队就是击毙本**的美国军队组织。
言归正传，海豹突击队在作战任务中，狙击手一旦埋伏下来，就要连续熬上一两天，不能合眼。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疲劳了，射击命中率就会受到影响。以前军队训练狙击手的时候，常用的办法是进行心理干预，或者干脆给狙击手吃药，帮助他们减轻疲劳感。
实际情况表明，这两种方法都不怎么有效。积极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就给美军训练狙击手提出了真正有效的训练方法：
那就是，既然疲劳是一种从生理层面很难改变的反应，那就干脆彻底接受疲劳，让狙击手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练习射击，提高疲劳状态下的射击精准度。
同样的道理，战斗机飞行员面临的是‘恐惧’，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几乎无法改变。
那么，就不能试图去改变或者减少他们的恐惧；而是要训练他们在极度恐惧的心理状态下，还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进行正确的操作。
说回到日常生活，比如体重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肥胖是由基因导致的，那么它就属于生物层面的深度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瘦下来，或者说就算你短时间内瘦下来了，稍不留神就会胖回去。
（尬笑）我自己暂时还不觉得我是基因胖。
说完了一个问题在生物层面的深度，我们接下来说说在证据层面的深度。
对于一个问题，支持它的证据越容易找到，它就越难改变；反过来，否定它的证据越容易寻找，它就越容易改变。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的前夫的哥哥，有一次我们从东北开车回北京，开了一辆丰田汽车。
在服务站下车上厕所去，顺带去了一家超市去补充路上的食物，等我们带着一大堆吃的回到停车场，发现车钥匙打不开车门了。
当时，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尝试，最后还叫了开锁公司。在等开锁公司的过程中，车场的保安走过来看了看我们的钥匙，又看了看车，然后慢悠悠地说：‘你确认这个车就是你们的车吗？这把钥匙是丰田的，但是这辆车是本田啊。’
我们仔细看了看，果然是这样，这辆车看起来很像我们的丰田车，颜色大小都差不多，但是仔细一看，真的不是自己的那辆车。车牌号也不一样。
之后，哥哥和前夫放眼往车场里望了望，发现我们的那辆车就停在不远的地方。
好吧，其实大家当时真没有想到是车找错了。因为都记得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没想到后来又车移动了，我们就自己的车都不认识，是不是有些太尴尬了。”
第928章 它们的区别
楚丽华失笑，对当时的他们真是……
——“这多像卓别林的一句名言呀，用近景特写，生活就是一出悲剧，而你退远几步，用远景来描绘生活，就是一出喜剧。
有的时候，你就是会陷在这种心理学家称为‘过度认同’的心理陷阱当中，不断为自己的行为和判断寻找支持的证据，不断加深证据层面的深度。
所以，才会在一个问题当中越陷越深。其实，我们只要学会后退一步，在远景当中，客观地观察这个问题，就能看到更多不支持的证据，得到更多回旋和调整的余地，让问题顺利得到解决。
我们在来说说一个问题在力量层面的深度。
对于一个问题，我们的信念施加的力量越强，就越难改变；反过来，我们的信念施加的力量越弱，就越容易改变。
比如一个身患强迫症的妈妈，她坚信自己手上的细菌会影响孩子的健康，那么‘要保护孩子’这种信念，就会让她强迫自己洗手。
而且她的这种信念越强，她的强迫症就越难被改变。
我还有一个极端情况的例子讲给你们听。我们都知道，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不久之后都会产生一种执念，认为集中营里的生存率很低，每天都有可能死去。
这种信念会让周边严酷的外界环境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很难得到改变。
但是有一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尔，他所做的就是去强化另一种信念，那就是，我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
二战的时候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他花了毕生心血写的手稿，被看守给没收了；这就让他内心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渴望，那就是，他一定要把这本书重写出来。
也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帮助他战胜了在集中营里很多严酷的处境。比如说，有一次，他得了很严重的伤寒热，当时集中营里的很多人都因为这次伤寒热被夺去了生命。
不过，弗兰克尔在高烧当中，还依然坚持每天去思考，回想他这个书稿的内容，然后在能找到的各种碎纸片上疯狂记笔记。他非常执着地希望自己能活着走出集中营，让这本书得以出版。
这股信念的力量，不仅帮助他打败了伤寒热，还让他抵抗住了一次突发的心脏病、一场百年难遇的寒冬，以及无数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心理崩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