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自1916年以来，除读以上诸书以外，还按王阳明的心学之道进行静坐、默读。在他静坐时，默念如下内容的箴言：
“一、孟子养命章。
二、曾文正主静箴。
三、绵绵穆穆之条。
四、研几之条。
五、一阳初动，万物资始之条。
六、灵明无着之条。
然后又默祷八项：
“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英公无恙。六、二子成立。七、智、德日进。八、功业成就。”
1918年在晚间静坐时，默念如下内容：
一、万象森然，冲漠无朕。二、去人欲、存天理。三、心体意动，致知格物。四、静坐收心之条。五、纷杂思虑之条”。
从以上静坐默念和默祷内容看，蒋当时的思想，完全是来自王阳明心学和曾国藩的理学。曾氏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人，但在“去人欲，存天理”上，又和王阳明完全一致。而蒋则是坚决“信仰”“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教的。以后在新生活运动中，在对军人训话中，无不大谈此“箴言”。而他自己，则权欲之强，无与伦比，稍不如意，就怫然作色，或拂袖而走，其欲之大，可想而知。另外蒋之早年一犬特色就是坦率。他不屈从，不伪装，合则留，不合则去，任陛而为不顾议论。但以后，他就慢慢失去这种坦率和天真的个性，而不惜运用一切方策和手段为自已建立功业了。
成功立业
陈炯明和许崇智将桂系军阀陆荣廷驱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任陈炯明为了广东省长，并于1920年12月25日离沪回粤。
蒋介石则未和孙中山见面，就自沪蜀犬吠日故乡溪口而去。
同年年底，戴季陶专到溪口见蒋，劝蒋马上回广州。但蒋执意不肯，气得戴季陶对他大发脾气，指责他太任性自为！蒋也不服气，与戴大吵起来。事后，蒋又自觉可笑，又在给胡汉民、廖仲恺的复信时，对戴表示了歉意。
同时又于此信中，蒋也毫不客气地向孙中山提出了自己对人员安排的意见和出讨广西的建议。他要求孙中山委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并由陈亲自率部出征。由孙中山亲自督师。如答应这些条件，他就一定到广州上任。1921年1月5日，又致书戴季陶，专门向戴检讨，并请其见谅。
戴于1月14日，对蒋复信，恳挚地劝他以建功立业为重，切不可太意气用事。信文如下：“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兄个人打算。……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挡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虞招祸，即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
蒋得此信后，深受启发，于1月20日向戴回信，表示听从规劝。信云：“吾之取重于兄者，增我知识，长我学问，不客气，不敷衍，规劝督责，不稍假借。时时能导我于正，强我为善。此弟之所以”须臾不能离兄者。……而兄之所以不能轻弃夫弟者，而终望弟有成业之一日乎？吾甚愿吾兄规劝不怠，……则中正或能变化气质，而渐进于道义，……本性亦未始不可易耳。赴粤决以援桂动员之日为期，未知吾兄能否同行？”
由此可见，蒋对戴的这封信动了心，为了事业，他开始考虑改变一下暴戾和任性的性格。于是，1月27日启程赴粤，2月7日抵广州。但不到一周，又拂袖而别。原因是邓铿未出席省署会议。他认为邓对他不友好，不尊敬。2月14日蒋到香港，又给邓写信，说他不出“席讨论他的军事计划，影响了粤军对计划的一致同意。并力劝邓迅速出兵平定广西，以巩固广东。
蒋回到溪口后，又于3月5日写《上总理书》，对孙中山将于不久出任非常大总统之事，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是以总统府与北京政府对抗，重在外交。但革命要依靠内部团结，不应借重外交，因为外国人是不可靠的，他又说明只要自身巩固，则外人压迫也是不怕的。否则，内部不团结一致，外人反而不承认。他还详陈了过去依靠美、英而遭到失败和苏俄因内部团结而取得卫国敲争胜利的历史，作为有力的证明。
最后他建议“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有发展之余地。”
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主要为广州海关的税收可以以政府名义接受，同时也可对抗北京政府，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就是专靠或借重外交，而忽略依靠自身的力量与团结。孙中山是很能以宽厚胸怀团结内部的，只是这种仁爱之怀，无法阻止内部的分裂。
（1922年6月16日，发生了陈炯明叛变。1923年2月，孙中山再返广州时，就未建总统府，而先建大元帅府。这当与蒋的建议有关。）
蒋上书后，仍然呆在溪口家中，主要是读书和思考。这期间，他想了很多很多，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养成伟人品格，“庶能显扬于世界”。要做大事业，自然对读书也抓得更紧了。他在家乡读了《通鉴辑览》、《礼记》、《诗经》、《统率学》等书。他认为“欲使此心不紊乱，惟有依据程序做事，循课表读书而已”。
3月29日，蒋又应孙中山电召到广州。不久，又因母病回家。4月10日又自家返粤。这时蒋母已经病重，蒋心里不安，在24日夜里梦见雪满山原，一望无际，惊醒后，身犹寒栗不已。蒋自觉此非好兆，次日即又返乡。不久又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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