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蒋又问李宗仁怎么办？李宗仁则回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又沮丧地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李宗仁则慨然答应以自已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部队。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这时蒋对李、白二人，真是言听计从。毫无疑问，李宗仁对蒋的清党支持和援助，起了重大作用，如没有第七军，蒋的“清党”运动很难顺利进行。
那么，李宗仁为什么要站在蒋的一边，进行“清查”运动呢？据李事后自己说，是因为武汉中央太过激了，使得原来反蒋氏独裁的民主思潮，一转而为反对武汉中央政府过激和反对中共的思潮了。对此李宗仁说：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趋势已极明显。……亟须抑制。不幸，……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委员的反蒋情况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中共更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进而取而代之。……招致国民党全党的反感。……于是蒋氏由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反共的英雄人物了。”
李宗仁这个记述，写的很深刻，如没有广大军人支持蒋反苏反共，他是无法单枪匹马发动反共政变的。而李宗仁的第七军既未听过蒋的极左宣传，又是李宗仁的子第兵，对反苏反共完全不要转弯子，可以调来就用，这可以说是蒋发动反共政变的“及时雨”。
蒋之反共，不但有军人基础、还有上海财界的大力支持，没有钱，蒋同样什么事也下不成的。而张静江与上海财界的关系，又是蒋的天然经济靠山，使他可以得到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
下海财界支持蒋进行反共，首先借给他二百万元。而宋子文以武汉中央政府财长身份在上海化缘多日，却毫无所得。最后答应借给他三百万元，但仍交蒋介石使用，宋分文未见。宋只好从苏联远东银行借五十万元接济武汉。这说明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汉政府。
汉口中央银行被武汉政府封存后，各地银行又拒绝和武汉政府来往，武汉政府无奈，只好由汉口中央银行大印钞票，结果通货膨胀，武汉经济终于无法支持，而一败涂地。
而以常燕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界，也自然害怕传说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政治，害怕共产党（见前1925年）。
这螳都是蒋介石反苏反共的社会基础。
第14章 北伐与反共(5)
蒋介石有了支持，遂于3月29日和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中央监委预备会议。该会“检举”中共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之阴谋。当时立即议决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其正式文件为“护党救国运动”。
这是蒋介石在武汉中央3月10日三中全会后，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双方对阵的第一个回合。
29日，蒋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取缔红色工会。
武汉中央也小示弱，便于4月1日，由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三十三人参加，缺席者三人）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的议案。并议决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这些议案和决议，因系三十六名中委中之三十三名所表决，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因此，从4月1日以后，蒋不再是原来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所委任的总司令了，已系不合法的“总司令”了。但蒋拒不交印，并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总之不辞职，再也不说他本来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至此，武汉和蒋介石之间，已势必一战了。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吴稚辉、宋子文前去迎接。汪到上海后，对吴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又说必须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他对蒋介石则说：“介石，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4月2日上海中央监委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兄弟、李煜瀛、李宗仁、黄绍竑等八人，也于当日在上海开会，由吴稚辉提出指控中共“亡党卖国”的报告，力主断然“清党”。他说：“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并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
当时李济深、黄绍竑、白崇禧均先后发言，支持吴稚辉的报告，主张“清党”。李济深说：如果现在不清党，彭湃的农民运动会使“广东的局面……无法维持……”。
当日，蒋即答复吴稚辉请求“清党”的报告，并决定照办，但仍需电呈中央执委会全体公议共同处分。武汉中执委会当然不会通过，但蒋就不管这一切而一意“清党”了，并立即将不稳各师调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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