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蒋介石想以重庆谈判为借口，企图推内战责任于毛泽东，未曾想毛坚不认输，竟决然来到重庆，蒋不免有些尴尬。其实二人内心中都在算计如何制服对方，在蒋看来“天下不能有两个太阳”，而毛则认为两个太阳应由老百姓选留一个。因此，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积蓄了百余万军队，早已作好与蒋决战的准备，重庆谈判不过是一场智斗，目的在于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而蒋也于谈判之后，迅速调集力量，部署内战。
1946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正是国共双方边打边谈的复杂时期。毛泽东对马氏调停超然处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一次向马歇尔祝酒时，曾挖苦说：“让我们为中美两国、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而马歇尔不解其真意，在离开延安机场时，竟问毛何时再与蒋氏见面？毛则高声回答：“一旦蒋请我，我随时都会去。”同年秋季，蒋、毛正式开战。此后，毛泽东以土地改革，组建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并充分调动了解放区农民对战争的全力支援。而蒋因失去了广大农民，在进攻解放区时，时时处于盲目状态和被动挨打局面。在战略上，由于蒋采取了洋军事学的阵地战，并固执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把自己孤立在一个个大城市地区，使战线愈拉愈长，力量越来越分散，终于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运动战各个击破，最后被赶出了整个大陆。
1949年1月蒋介石见形势日益严峻，遂决心再以和谈重整旗鼓。而毛泽东深知其用心，并不给蒋以任何喘息之机。当谈判不成时，马上于4月20日夜发动渡江作战，一鼓作气，攻下江南。蒋被迫转而据守西南。毛泽东则再挥戈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大西南。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逃往台湾。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1946年，蒋介石一边和谈，一边打内战，同时于2月，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党务、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边疆等各方面决议案。
决议案中最重要者，为党务、政、经和外交方面。
关于党务方面：主要是加强蒋介石独裁性以及党部的支配作用。其中规定：“中央重要决策，应先经中央常会商讨决定后呈总裁核定。”而总裁对重大问题之指示，先交中常会研议、实施。但“各级党部之重要事项”，则不由各党部负责人核定，而是“应经各该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上级党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重大决策时，应先征询下级党部意见。”这在文字上很有些民主气息。但“遇有紧急措施未及征询时，一经决定，即应通知各级党部，以达全体党员”。
党对于政府的作用，是由党决定政府的人选，最后由党的总裁蒋介石决定政府的人选：
“一，国民政府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呈总裁核定后，提请政府任命之。”
第32章 发动全面内战(4)
此外在党和民众运动部分，也居然标出了“国民党的政策与行动，应充分代表民众，尤其是工农的利益，反映民众的要求，解决民众的问题，以增强民众对党的信仰。”而实际上则完全相反。人民称国民党为“刮民党”。
关于政治方面，首先进行了检讨。全文如下：
“一，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大会深表痛心，望政府力求改正。
“二，公教人员和军警待遇不合理，为多年来效率低下纪纲废弛之一大原因，六全大会对此已有郑重决定，而政府仍漫不注意，今后必须切实解决。
“三，机构之庞大繁复与法令之分歧抵触，以致权责不清，减低效能，亟应调整，分别存废。
“四，人事与政策之不相配合为政治上畸形现象，政务官与事务官几无区别，政务官不知其应该执行之政策，事务官之进退，未能悉按条例，以致责任观念薄弱，陷政府于无能。
“五，地方自治为训政中心工作，历次大会均郑重决议，而若干年来，政府未能切实执行以致今日宪政实施在即之时，地方自治仍无基础。”
其次是改进办法：
以国民政府为决定国务之最高机关，过去所有国防最高委员会之设计局、考核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应予以裁并。
行政院各部会署，应依其职掌为合理调整与划分，务使名实相符，权责分明。并裁汰冗员。
现役军人不宜兼任民政职务，所有涉及军事供应问题，军事机关通为民政机关办理。
提高警察素质及待遇，树立健全警察制度。
树立健全的人事制度：
“政务官必对其政策负责，政策失败或执行不力，必须课以责任。根绝任用私人恶习，并实行定期调魂，以资历练。……”
关于人事革新共有七条：
“（一）凡因附逆及贪污而受制裁或逃脱法纲者，均永不得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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