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小孩是被解剖的，”我低声说，“不是故意用来亵渎上帝，潘医师在他们死后，利用这些尸体作为科学研究。有点复杂，但结果没我们想像的糟。我没有逮捕他，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我希望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我没提马可斯和教堂门的事。她一句话也不说，瞪着我看时，那幅画面早就刻画在她的眼角，表情跟我看过的所有动物一样茫然、一样痛苦。
“我有东西要送你。”我拿出小钱包。
梅西的牙齿咬着下唇，但还是没发问。谁会想到，你碰过最妻惨的一件事，竟然会是梅西丧失了问问题的能力，我暗想但又强迫自己停止思考。
“这里是三百元现金，是一个……捐款人给的，一个你绝不会觉得有亏欠的人。不是我或范伦或任何你想得到的人，总之……是你的。你可以去伦敦了，三百块应该够，虽然……很遗憾你的衣服都毁了，还是你可以洗掉衣服上的煤油?”
我顿住。拉开绳子，看到里头的现金时，她惊讶地嘴巴一垂，像松开的蝴蝶结。
“这怎么可能是给我的。”
“相信我，”我说，“我知道现在我在你眼中还不完全能够信任，但请你相信我。我对这一切很遗憾。你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如果你厌倦了伦敦，在那里没有别的事要做了，或者你去了别的地方，巴黎、里斯本、波士顿、罗马等等，之后又想回来看看纽约……我会在这里的。”
“提摩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会写下地图。”我已经迈步走开，离她愈来愈远。
“但你为什么想要我这么做?”她轻声喊。又一个珍贵无比的问题。
“因为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我回答，继续往前走，“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什么，任何关于你的事……总之，如果你写下地图，我就知道到哪里去找。”
两个礼拜过后，九月让日子变得没那么难过。市府公园里，炭笔素描似的树木猛然转红又褪尽颜色，转成了线条画。空气暂时清新了些。码头那边，空气中有沥青、汗水、鱼获和烟的味道，不再是挥之不去的动物腐尸味。
一切变得柔和得多，因此显得更加明亮。九月只剩三、四天，眼看冬天就要降临，每个人都开心不起来。
我又想杀了我哥，但还没开始讨厌他，希望永远都不会。我查出某个手脚不干净的学徒把师傅最好的餐具藏在何处，这是我很多星期以来侦破的第二个案子。感觉很好。某个风和日丽的礼拜日早上，我翻开厨房桌上的《先锋报》，看到这篇报导：
爱尔兰移民协会办公室目前位在安街六号，一栋简单朴素的建筑物内。办公室里偶尔会出现令人发噱的场景。许多人坐在这里焦急地等待，随时盼望能看到雇主走进门，寻找可靠的男人或乖巧的女孩，这时房间就会嗡嗡作响，五十名想抓住赚钱机会的人选摩拳擦掌，随时准备起身。
不知道这段话好笑在哪里，浏览一遍我就把报纸丢进面包烤炉了。这并不表示报社没帮上警察局的忙。麦瑟警长出乎我意料地灵机一动，向报社透露惨死于圣派区克教堂、名叫马可斯的小孩，其实是死于两名本土主义激进分子之手，两人跟英国之间有些不单纯的关系，并打着欧洲无政府的名义到处行凶作恶。两人分别名为小刻和摩西?丹提，在犯下凶残、彻底反美的命案当天，双双在五角地的暴动中丧命。
一名记者大胆追问这两人是否当过警察，麦瑟予以否认。后来我去查阅档案，发现麦瑟说得没错，这只能证明警长不但聪明也很细心，知道把某些名字从第八区警察名册里删掉，才有益于提升警察的名声。不少人知道真相并非如此，但少数人知道事实没那么简单。但一般纽约人不会挂心同一个案件超过两个礼拜。生活回到常轨：残酷、贪婪，疯狂、躲躲藏藏，但有关爱尔兰小孩杀手的话题渐渐减少。
我跟波姆太太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为了告诉小鸟这件事，我邀她到炮台公园玩。
玩了几个钟头、吃过几次点心之后，太阳逐渐下沉，我们也厌倦了漫无目的地乱晃。不过，那里的草地远比岛上其他地方都漂亮，而且靠近大海还是令人心旷神怡，不会觉得冷到无法形容。所以想停下来休息时，我们就坐在一棵张开大手的橡树下，当初范伦丁找到我的时候，我就是被埋在这里的一堆圣经里。我已经不再介意偶尔想起这件事。
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坦白告诉小鸟，之后她会搬去康诺，席神父成立的一家育幼院，也会去上学，而且是一家爱尔兰人的天主教学校。我跟波姆太太没读过多少书，但上学一定不能少。
如我所料，过程并不顺利。也就是说，我早就料到一开始会很不愉快。但我就跳过小鸟对我大呼小叫的前几分钟。她提议了好多种工作，担心我们养不起她，还说出她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会说的话。她没搞清楚状况，而我不希望她动过我们可能不想要她的念头。后来我终于让她相信，我跟波姆太太都喜欢有她作伴。所以她坐在草地上，横眉竖目，雀斑发红，瞪着来往的人群。
“那里会有……会有其他跟我一样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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