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孩子很麻烦。”她逍憾地说。
“你是说爱尔兰小孩吗?”
我并不意外她这么想。这女孩虽然会说美国话，但她的头发和鸟蛋壳般的雀斑脸，在在显示她是第一代爱尔兰移民的子女。住在第六区的波姆太太想必看过不少爱尔兰小孩，有时他们确实很麻烦，经常不尊重私人财产的规定。
“不是。”
“离家出走的小孩?”
一说出口我就觉得纳闷，要是别人的血溅得她一身都是，波姆太太难道不会吓得逃走?
波姆太太摇摇头，瘦棱稜的手交叉抱胸，香烟含在嘴里。
“不是逃家的小孩。你没发现吗?”
“发现什么?”
“她是……他们是怎么叫的?雏妓。这女孩儿是个雏妓。”
面包卡在我的胃里。我喝了一口波姆太太私醸的啤酒，放下湿淋淋的马克杯，手肘靠在桌上，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额头。我怎么会没注意到?又累又饿又惊吓过度，并不是头脑像小狗一样简单的藉口。
“她的头发，”我咕哝，“你指的是她的头发。”
波姆太太出奇宽阔的大嘴咧开一抹阴郁的笑容。
“你观察很仔细。没错，就是头发。”
“有可能是我们搞错了。”我往后靠，手指沿着木头纹路移动。
“说不定她今天刚去找某个大姐姐玩。”
波姆太太耸耸肩，这个不言而喻的动作，说明了一切。
哪个脑袋正常的人，会把一个小女孩的头发，梳得像个十八岁的少女，还让她光着脚丫在街上乱跑?
一般妓女都会把头发放下来，尽量让自己显得年轻些，还把轻薄的衬衫开到肚脐在街上搔首弄姿。干枯粗糙的头发披在肩后，目的就是希望起码能减少多年来遭男人以刀子、棍棒和其他工具毒打而染上的风霜。但是，小孩就不一样。雏妓通常都被藏在屋子里，但等她们走上街就会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个小小交际花，头发用发夹挽起，像个迷你宴会中的小佳丽。
“所以你认为她是从妓院逃出来的，”我说，“要是这样，她可以选择接受教会救济或是重回街头，收容所就免了，我在就别想。”
收容所是专门收留孤儿、出身问题家庭的小孩、流浪儿、不良儿童的地方，位在热闹的市中心以北，
二十五街和第五大道交会的地方。它存在的目的是接收来自街上、无家可归的小孩，把他们送到紧闭大门后面的启迪之路上，从街上消失，不再让人看见。整套制度的症结主要不在启迪，而是为了要让纽约上层阶级的自我感觉良好，以免看到快饿昏的六岁小孩窝在排水沟里而觉得不舒服。至于我呢，刚好对这个机构的主张没什么好感。
波姆太太点头附和，胸口靠着木桌，打开蜡纸拿出黑色巧克力并扳下了一块。她若有所思地吞下巧克力，并把这小小的奢侈推给我。
“你想，她说，‘他们会把他撕烂’，是什么意思?”我问。
“大概是指动物吧。或许她住的后院养了一头她喜欢的小猪，看到小猪被宰她就逃了，猪血溅得她全身都是。甚至是一头牛，或是一匹断了腿的小马。对了，她心爱的小马，这样他们当然会把它撕烂。明天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波普太太站起来，取走一根蜡烛。
“明天我只有半天班，”我对着好心房东太太的纤瘦背影说，“所以你不用来叫我起床。”
“很好。我很庆幸你是个警察，我们需要警察。”她体贴地说，拿起杂志。顿了顿又说，“我想那只是指她的小马。”
我告诉自己，波姆太太是个实际的女人，她说的没错，那些血可能是从任何地方来的，可能是一匹小马甚至一条狗不小心被马车撞到，马上引来了一堆老鼠。我稍稍松了口气。
但想到老鼠我又开始恶心、发抖，只好徒劳地盯着对面墙上的一条细缝。我把另一根蜡烛拿上楼回我房间时，心里想着这样折腾了一天之后，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找回平常的我?
隔天早上，我从沉沉的睡眠中醒来时，一双眼睛正打量着我。我看着她，还没反应过来，人仍平躺在床上，身体感觉还很迟钝。阳光从起居室的窗户流洩进来，我从没在这种时候醒来过。我的稻草床垫还靠在墙上，因为想到要睡在那间小如壁橱的卧房里，我就沮丧得要命。再说，昨天以前我根本想不到这房间会出现我以外的人。但现在有一对灰色大眼晴盯着我的身体不放，而我只穿了一件长度不到膝盖的系绳短裤。
小女孩穿着波姆太太昨晚给她的长上衣。衣服盖到大腿的一半，底下是小男孩穿的米黄色棉裤，让我看了觉得有趣。她那黑檀木色的头发已经放下，用厨房麻绳绑在脑后。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
“在看你的画。我喜欢。”
我房里哪有什么画，但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从小每当脑袋需要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喜欢在各蹈废纸上乱溢。警察工作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画东画西。在艳阳底下走来走去让我的脸发烫，我也不喜欢让街上人群有机会盯着我的脸看。我曾经搭麦迪森线的公车到纽约东北方的边界区，也就是第三街和二十四街交会的牛头村，那些畜栏、牧场和屠夫被赶出包利街之后，都迁到这里来了。那里弥漫一股屠宰味，常常可以听到牲畜嘶叫的声音。他们有一种用来包肉的薄牛皮纸，非常便宜，我买了一大卷。此外我还找来一个麻袋，把我在羊圈旁废弃火盆里捡来的烧剩木炭都丢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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