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不是证据吗?”
“可能是，”他开心地说，“不过我想你得加上‘以前’现在烧成灰了。”
“你不认为那可能是凶手写的?”
“那些愚馐的鬼话?不认为。你呢?”
“也许不是，”我吼他，“可是如果信没了，我们要怎么查出写信的人是谁?”
这时候信真的没了。范伦或许有点烫到拇指，但看不出来，只见他拨了拨头发上轻细如丝的灰烬。
“谁会在意信是谁写的?”范伦丁问。
“不管是谁，他都知道埋尸案的事。”
“啊，”他露出微笑。这家伙完全清醒了，这种瞬间清醒的能力连我都不能不佩服。
“我欣赏你的深思熟虑，要知道凶手很可能是警察里的自由党―起码有六、七个——或发疯的警察，或是任何人。总之就是想煽动大众一起反爱尔兰人的家伙，因为爱尔兰老妈生的儿子都倾向支持民主党。我也相当欣赏你认为只要再研究久一些，就会知道信是谁写的认真态度。了不起。但这一类的信通常会被人看到，而党现在已经够混乱了。每个快饿扁的爱尔兰佬下了船只要弄清谁是朋友、谁会帮他忙，就会马上变成忠心的民主党员。要是自由党的人看见这篇鬼话，马上就会变成爱尔兰人的好朋友，而我们就会被贴上非美国人的标签，跟丑闻纠缠不清，到时选票很快就会把我们赶出去，快到像飞的一样。”
“要是党受到波及就不好了。”我轻蔑地说。
“说得好，确实如此。”他咧咧嘴。
“老弟，多谢你把这封亵渎上帝的东西带来，你简直跟历书一样神机妙算，还有咖啡也谢了，你真是大好人。如果你好人做到底，现在就闪的话，我会更喜欢你。”
我站在春天街上，范伦的住处外面，拴马柱的旁边，呼吸有点沉重、吃力，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我想了想现有的选择。
我可以冲进马许夫人的妓院，冒着可能被抓去关甚至更惨下场的危险，鬼吼鬼叫逼她说出到底在里头搞什么鬼。她要不屈服，要不就得用蛮力把我撵走，如果是后者，就会惊动那个戴黑色斗篷帽的男人。
一旦打草惊蛇，可能就会让他白白逃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或者，我可以回坟场，像个笨蛋瞪着我们藏在某个上锁房间里的白骨，绞尽脑汁思考他们到底是谁。当然，我也可以回家去缠着一个饱受虐待的灰眸小女孩，逼她说出她口口声声说她不知道的事。再不然，我干脆去买醉或是找更强劲的东西麻痺自己，如果我想比我现在更像我哥的话。
最后，我软弱了，我迈步走向安德希尔家。眼看自己的意志力愈来愈薄弱，厌恶感油然而生。
或许我是个傻瓜，只是想在承认自己没能替一群冤死的小孩报仇之前，看一眼美好的东西。但为了顾全面子，我转念又想，这一趟其实是要去寻求忠告的。
我跟范伦会认识安德希尔父女是因为一次意外。有一次范伦混了好多种药，咳药咳到整个人像要断气。当时我们住在香柏街某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很像面包盒，只有一个煮饭的炉子和两张床垫。那年我十四岁，我哥二十岁，有天傍晚我回到家发现他像一尊大理石一动也不动，怎么叫他，他都没反应。后来我六神无主冲出门，看到的第一线希望就是教堂旁边的牧师寓所发出的灯光。我上前敲门，门一打开，只见一名穿着衬衫、表情疑惑而严肃的男人，一名就着灯光灵活地做着针线活的苍白女人，还有一个令人难忘、双脚交叉趴在织毯上看书的黑发女孩。
有些牧师除了演讲激动人心之外，其他的都不太在行，但汤玛斯?安德希尔知道怎么善用热水、嗅盐、白兰地、阿摩尼亚和一般常识帮助别人，那天晚上，他什么都用上了。走出我们的房间时，他看我的眼神无比和善，不是怜悯施舍的那种。隔天早上，在得知前一晚的事之后，范伦亲自去向牧师道谢。那天他们一定谈得很尽兴，因为当天下午我们就受邀去牧师家喝茶，我坐在梅西?安德希尔的对面，着迷地看着她都起嘴把面前的大吉岭红茶吹凉。范伦弄来了一束野生雏菊送给安德希尔太太，拼命为自己造成的麻烦致歉。
至于我，他不知从哪偷来了一块牛排，因为天知道我们根本买不起牛排。那天晚上，他用家里的简陋炉子把牛排煎得香喷喷，只字不提前晚的事，也许是觉得抱歉或感谢或不管什么，总之我一点都不感动。
所以，因为一次几近不幸的意外，我才能从小看着梅西长大。她一有空就会写诗、写天马行空的故事或独幕剧。每到春天，我、范伦和牧师会把牧师寓所的花盒漆成黄色，安德希尔太太还在世时，还会烤我吃过最好吃的选举时节的蛋糕。还记得我们常在救火员的庆功会之后坐在牧师家的餐桌前，范伦因为喝了杜松子酒耳根发红，我则因为完全不同的理由而脸红。
我往前迈步，心情恶劣，至少确定这段回忆是苦巧克力口味，暗黑浓烈，无法抵抗。来开门的是安德希尔家唯一的女佣，名叫安娜。安娜是个脸色苍白、无家可归的英国女孩。看到我她先是露出微笑，之后又皱起眉头，她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的四分之一张脸见不得人，非遮起来不可。她立刻跟我说梅西不在家，她去东河探望某个严重的坏血病患者，而牧师正在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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