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大作家。”她张口就来，好像我们昨天刚说过话似的。
一直以来，我都很难看懂这个女人，甚至怀疑过她是我父亲的情妇（时间很短的那种），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很欣赏她。我在圣埃克苏佩里上学时，大部分学生都盲目地信服她，泽莉这、泽莉那的，一个个都把她当成知心密友、社会工作志愿者以及潜意识的启发者。而泽莉（我觉得这个昵称很可笑）呢，则善于利用甚至滥用这个角色。“强势面对弱者，弱势面对强者”，她从不一视同仁，喜欢过度关注某些学生，往往是最受宠或最外向的学生，无视其他学生。我记得她特别喜欢我的哥哥和姐姐，却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不值得获取她丝毫关注似的。正合我意：我对她也像她对我一样反感。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托马斯？”
从上次我们对话到现在，我已出版过十几部小说，作品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几百万册。对一个看着我长大的图书管理员来说，这些理应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我并不是非要她夸赞我，可她至少应该表现出些许关注吧。没有，永远没有。
“我想借本书。”我回答说。
“我得先看看你的借书卡是不是还有效。”她信口说道。
玩笑开得似乎有点大，她开始在电脑存档里找寻一张二十五年前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的图书馆登记卡。
“有啦，我找到了！我就说嘛，你有两本书一直没还：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还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你是在开玩笑吗？”
“对，我是在开玩笑。说吧，你要找什么书？”
“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本书。”
“他参与编写了《新闻学教程》，出版社是……”
“不是那本，是他对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调查，书名是《少女与死神》。”
她在电脑上敲出书名。
“馆里没有那本书。”
“怎么会没有？”
“那本书是2002年在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的。首印卖空后就没再重印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
“你是在逗我吗，泽莉？”
她显出不快的神情，把电脑屏幕转向我。我朝显示器看了一眼，发现馆里确实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这说不通啊。皮亚内利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校友。他的书，你们当年一定买了好多册。”
她耸了耸肩膀。
“别告诉我你以为我们买了好多册你写的书。”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她有些尴尬地在宽大的毛衣里扭了扭身子，摘下眼镜说：
“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从图书馆里下架了，是学校最近的决定。”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姑娘在失踪二十五年后，变成了一些在校学生的崇拜对象。”
“这个姑娘？你是说雯卡吗？”
泽莉点了点头。
“三四年来，我们发现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一直处于外借状态。馆里明明有很多册，但预约读者的名单比我胳膊还长。学生们常常说起雯卡。去年，离经叛道的少女的成员甚至拍了一部关于她的剧。”
“离经叛道的少女？”
“是个学生团体，成员们都是些优秀的精英女学生、女权主义者，类似于二十世纪初纽约的一个女权主义团体的姐妹会。里面有些人就住在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还文了雯卡当年脚踝上的文身。”
我记得那个文身。“GRL PWR”，低调地纹在她的皮肤上。Girl Power，女性力量。泽莉一边继续说明情况，一边在电脑里打开一个文档。那是一部音乐剧的海报——“雯卡·罗克维尔的最后几天”。海报让我想起了贝儿与塞巴斯蒂安乐团的唱片封套：黑白照片、淡粉色的透明覆膜、雅致艺术的字母。
“学生们还在雯卡当年住的房间里举行集会，病态地祭拜她的一些遗物，为她的失踪组织周年纪念活动。”
“这些〇〇后对雯卡的狂热崇拜，你觉得原因何在？”
泽莉抬眼看向上空。
“我猜想，在雯卡以及她与克雷芒的浪漫爱情里，那些女生也许看到了自己吧。她是对自由的理想诠释。在十九岁突然失踪，更让她的光辉形象多了些永恒的色彩。”
泽莉一边说，一边离开椅子，在前台后长长的金属书架上翻找起来。最后，她拿着皮亚内利那本书回来了。
“我留了一本。你如果想翻翻看，就拿去吧。”她叹了口气。
我用掌心摩挲着书的封面说：
“真是不敢相信，你们竟然会在二〇一七年禁读这本书。”
“这是为学生们好。”
“说得真好听！在圣埃克苏佩里禁读某本书，我父母在校那会儿可没这么做过。”
泽莉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后嘲讽道：
“‘你父母在校那会儿’，学校里出了不少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的怒气在血脉里偾张开来，但最终还是保持住了表面上的平静。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她谨慎地答道。
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一九九八年，我父母突然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下台，两人被卷进一桩不光彩的事件，因违反公共采购规范而被双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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