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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清官场30年_黄云凯【完结】(102)

  “工资多少钱一年?”

  “总得一千两以上,少的也要七八百两。”

  “你到任后要将事审度到底,再行办理,不要被州县蒙蔽。”

  “是。”

  “你今天请安后就上任去吧。”

  “福建是海疆要地,臣才识短浅,加上人地生疏,担心不能胜任,还求皇上训示。”

  “你到任后,自然要诸事整顿,切不可初到时整顿,时间长了就因循苟且。”

  “臣是屡次获咎之人,蒙皇上不次之擢,臣怎么敢不尽心竭力,辜负天恩呢?”皇上点了点头,于是我就请安而出。

  我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道光三十年(1850)间就有希望升巡抚,第一次是被萨迎阿陷害,第二次被桂良陷害,辗转流离将近十年。中间我虽然任甘肃藩司一年半,可是缺分清贫,我又不肯乱来,所以咸丰八年(1858)回京城时,我依然两袖清风。我家中的一点积蓄,又因为大林经理不善,挥洒一空。现在又得了这样一个苦缺,让人很是为难。按习惯,应该给京城中的同仁以及同事每人送一份“别敬”,可是现在时势艰难,无从借贷;况且我已年过六旬,官兴阑珊,已无求于那些权贵。再说,就算我现在四处借债,等到上任后无力偿还,那样就会累己累人,反而不好。我又想,如果命中真能升巡抚,又何至于两遇坎坷——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所以,我拿定主意,三五年内就辞官回京,何苦终身劳碌,甘心降气地做人家的属吏呢?既然这样,这一次的“别敬”,能省则省。

  到福建路途遥远,水陆舟车,没有两千两肯定不够用。京城之中就算不广为应酬,仅仅园费和画凭两项,以及其它地方小为点缀,少于两千两也不能敷衍;而赏劳家人,归还零星铺帐,还不在其内。京城中无处可以借贷,就算借贷也无力偿还。福建藩司进项很少,为它举债得不偿失。金全、张林每人向我借银七千两,自咸丰二年(1852)到现在已经七年,除将本银在京城追收,作为安家起身的费用。这七年的月利,我打算到苏州后向他们讨还,作为赴闽的盘缠。

  地方官上京,见人就哭穷。京官最讨厌外官哭穷——这也是一种官场风气。近来,外官苦累的越来越多,应酬多、用度也多,所以对京官的孝敬就不能不减少。京官俸禄微薄,就靠外官孝敬为生,每遇到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从无虚日。临行时,外官就根据关系亲疏给各家留下多少不等的“别敬”。送的人已经尽力,接受的人却还不满足,就算是十分的周到,也总有人埋怨;甚至有素不相识的,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丐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也不能不表示一下。所以外官把进京视为畏途,而京官却把外官看成肥羊,磨刀霍霍。

  我在道光年间出任朔平府知府,未曾留别,只是应酬师门而已。后来任陕西粮道时出京留别,共花费一万七千多两。我任四川臬司时出京留别,花费一万三四两。任贵州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一千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又是一万二三千两。至于年节应酬以及红白喜事,还不在内——应酬不可谓不厚。可是我因野番案受到牵连时,朝中士大夫很少有人为我主持公道的,却把附和琦善作为我的罪案。现在看来剿番这件事并无错误,就算有错,我也只是随同画诺[2]而已,并没有参与其事。凭我的资格,凭我的官声,早该成为封疆大吏了。可是我却在藩司这个位置上蹉跎了十年,也没见谁为我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这样看来,应酬有什么用呢?

  有些人性情暴戾、名声平常、拖沓因循,对国计民生全无认识,反而高牙大势,久任封疆,并且圣眷很好。至于那些没有什么突出才能,而舆论也并不看好的,也是不用几年就跻身显贵行列。可见人各有天命,现在我年纪大了,灰烬余生,对官场早已不存奢望,至于学问经济,也已荒废很久,所以也就不必攀附要津,以求提挈了。五十而知天命,我已六十多岁了,天命怎样,已不需问了,现在想来,以前的所作所为实在幼稚啊。往者已矣,今朝大彻大悟,如桶脱底。

  近来,街市上的铁制钱已经完全不流通了,户部打算停炉,意在专用(以一)当十的大钱来补救。只是云南的铜运不过来,没有铜造钱。惠亲王等建议收买民间铜器,规定民间一律不准使用凡重一斤以上的铜器,如果违期不缴,当官的议处,老百姓就治罪——其实,这个建议也不过申明旧例罢了,只是更加严格而已。户部发出告示,限期三个月将铜铺封闭。可是近一个月来,我看见街市上摆设的铜器和制造铜器的反而比以前更多,真是莫名其妙!

  据同年奎印甫说:“各铜铺的工匠以及靠卖铜器为生的商户有几万人,都在彰义门、沙窝门城外聚集,气势汹汹。这些人都是些无赖顽民,现在断了衣食生路,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九门提督郑亲王担心他们滋事,只好命令这些人照常营业。”

  十月初一,在文昌会馆,我又问花松岑尚书:“既然朝廷有铜禁,为什么街市上制造售卖铜器的一点也不比以前少呢?”我想,花松岑是朝廷显贵,他一定知道这中间的原因。他回答是:“大约是又禁又不禁吧,比如铜盆是盥洗必需的,铜釜是做饭必需的,如果全部呈缴,百姓的生活会很不方便。”

  同乡的张彭城主事,是肃顺派到收铜局的。初五日,我在天凝寺遇到他,据他说:“收铜局自成立以来,已经收缴了十多万斤民铜,收缴官铜共计七个小铜煤炉和若干铜盆。当初建议禁锢的惠亲王、当朝的宰辅以及部院堂司各官,却没有一人呈缴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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