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历史民歌中还出现了不少语言不通，用词不当的现象。对此问题应当另眼看待。因为陕北老百姓对新事物是很敏感的，特别是一些刚刚传入的新鲜词语被当作一种“时髦”，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它们用进了民歌之中。如对“欢迎”、“认真”、“亲爱”三个词的应用就很多：“打开南沟岔，老百姓欢迎它”，“火烧大衙门，劳苦群众都欢迎”，“妹妹送哥当红军，抗日事情要认真”，“去年我当红军，革命要认真”，“亲爱妹妹你放心，我今出去当红军”，“迷醉的懒散的亲爱士兵”……语句不够连贯和用词不当的地方。如《跑步歌》中的一段：“打倒万恶敌人，日本缴枪来投降。打倒日本扩大革命，空前的革命多英勇。”
这些语言，我以为虽不算精彩，却也不能统称败笔。对文艺来讲，语言仅仅是个工具而已，只要它能充分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就应称“好”。上面所例举的段句，不但谁人都能领会，而且恰恰因为它们被应用的不够准确，反倒更加显示出其时代感和独特的个性，今天无须从语法上对其进行挑剔，如《刨洋芋》中的一段：“一镢头下去，翻过来瞧一瞧：这么大的洋芋，你看妙不妙！”我说“妙！”，妙就妙在这个“妙不妙”上，它把战士们对丰收的喜悦心情充分地、形象地、别致地表达出来了。若换个“好不好”固然更确切些，但感情能表达得如此充分、形象、别致吗？这仅为其一。其二，老百姓用这些词语，说明当时革命思想的传播是较普遍的，说明人民对这场革命斗争是报以十分热情的，因而，这些语言的被广泛运用，对我们认识那个时代客观上不是毫无价值的。其三，这些似通非通的语言词语能使读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味道”，那便是对朴素、真挚却又有些天真幼稚的陕北劳动人民性格特点的形象感应。
第四章 说起个他，就有个他
——鲜明的形象性
一
好的民歌，总是以形象鲜明为重要特征的，总是善于把抽象的东西通过形象表现出来，让人摸得着，看得见。中国各地民歌都具有这一鲜明特征。例如一首壮族民歌：“山歌好比龙泉水，深山老林处处流。若还有人来阻挡，冲破长堤泡九州”。用有形的水来形容无形的山歌，听觉已化为视觉形象，再把这个龙泉水置于深山老林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具体的画面。最后一句“冲破长堤泡九州”，形成了画面形象的扩展和外溢，静止形象变成了可动形象，给人的形象感就更强烈了。另如一首江南一带的插秧歌：“赤脚双双来秧田，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从人物到人物眼前的水，再到整个秧田，都是一个个有形的画面。画面一步步扩展，直到展开整个秧田景象。这里，展示的虽然只是秧田这局部的画面，但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形象感，因而往往可以触发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使这局部的形象突破具体的画面，展现得更加广阔。
鲜明、具体的形象，可以触动人们的审美感官，产生一系列的想象和联想。这些想象和联想又会反过来对原有形象进行补充和扩展。这就是艺术形象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陕北民歌的形象性是很强的。随便举出几例。如：“脚踩石头手扳墙，眼泪儿滴在红鞋上”，一下将一个陕北农村姑娘的表象用特写镜头推到了我们眼前。另如：“山沟沟开了朵无根花，扰乱了妹妹的心思你走呀！”用山沟沟里的一朵无根花这具体的实物来比喻姑娘纷乱如麻、无着无落的心境，就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受。陕北民歌几乎每首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例子。
广大的陕北劳动人民凭着他们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体验和长期的形象积累，最善于用生动鲜明的形象说话。别的不说，仅陕北的地方语言，就十分生动形象。如：说谁走的快，不说快，而说“呼噜噜”——“呼噜噜就过来了”；描绘某个物体出现的突然，不说突然，而说“闪”——“半路里闪出个人儿来”；描绘声音之大，用“喀嚓嚓”——“半空里喀嚓嚓一声雷”，“说话喀嚓嚓的”。把女人的盘辫子叫“麻花头”，剪发头叫“短帽盖”；用“咝溜溜”来描绘清风，用“呼啦啦”来描绘物体的动荡之大……或象形，或象声，或摹拟，或比喻，总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形象感受。民歌是人民的口头文学的一种，生活中生动形象的语言，必然会在民歌中更集中地反映出来。比如：“忽啦啦把门开”，“蓝格英英天上起白雾”，“毛达老柳树空克啷”，“满天的乌云一风扫”等。其形象简直达到了有目可睹、有手可触、触而有感的程度。
那么，是否在形象的创造方面，陕北民歌与其他各地民歌完全相同，毫无区别了呢？我看，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但陕北民歌又具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文艺的形象的产生，是自然（生活）与人统一的结果，是主观与客观融会贯通的结果，所以，形象本身包含有主、客观两种因素。由于陕北民歌多为劳动人民因人、因事、因景、因物而引发的即兴之作，因而它在形象的创造方面总是以客观描写为先；由于它的体裁形式的特点，使它更侧
重于对白描、比兴手法的运用，而这些手法的运用又反过来突出和加强了对形象的客观描写。
还是用例证来说话吧。比如这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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