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妈妈卖奴没商量。
挑的个女婿比奴强，
又秃又疤又尿床。
头一夜尿湿了红绫被，
二一夜尿湿了象牙床；
三一夜和奴颠倒睡，
热呼呼尿在奴的脖项上；
前炕里打起毛头浪，
后炕里惊起水龙王；
前推推死三十只大绵羊，
后推推倒了两垛墙；
推到个南京到北京，
推了那三座书楼房。
……
歌名叫《秃子尿床》，全歌也突出描写了尿床。作者抓住了小女婿年幼无知、尿床这一典型特征，大肆铺排夸张描写，从而对封建的婚姻制度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表达了广大妇女内心的痛苦和对包办婚姻的强烈憎恨。 值得再探讨的是，象《秃子尿床》这样的夸饰描写，在程度上显然夸过了头，甚至荒诞了，但为什么人们对此不但不反感，反而乐意接受呢？仅仅是因为它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么？我想，主要还在于作者和读者、听者的感情作用。这样的夸饰，是思想、感情驱使的结果。因而它尽管夸饰过分，人们从感情上还是乐意接受，甚至越过分，越符合人们的感情愿望。反之，人们倒会觉得“不带劲”或“没意思”了。丑化蒋介石、“四人帮”等反动人物的漫画，与本人的相貌无疑出入很大，但人民仇恨这些人，因此尽管丑化的过分，人民仍然赞同，而且画得越丑人民越欢迎。“五谷子田苗子数上个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个兰花花好”，“红绣鞋金莲子好比那两盏灯”，真是美得不能再美了，美到顶了。这显然也是一种夸饰。用这样的语言来赞美一个人们所喜爱的人物，人们反倒觉得其人更美了。这就是感情的作用，是作者与读、听者的感情融会贯通的结果。
如此看来，夸饰这种手法与人常说的“夸张”还是有区别的。夸饰是浪漫化、理想化在文学艺术上的一种反映，是作者感情喷发的结果。在民歌的每一个夸饰里，或赞美、或崇敬、或嘲笑，总是闪现出作者们那一对对富于情感的目光。
如《打甘谷驿①》中的一段；
① 甘谷驿，延安城东九十华里处的一个镇子。
打开甘谷驿，
冲进洋教堂，
洋和尚一见害了怕，
跪在个地上叫“干大”。
搞文化渗透的洋人害怕革命武装队伍是无疑的，但直怕得
“跪在地上叫‘干大’”，就不可信了。因为洋教士在陕北传教的时间并不长，盖起教堂后没几个月工夫，就被革命人民赶跑了，他们不会与民间有太多的接触。而“干大”是陕北的地方语，这个洋和尚未必知道，即便知道，在突然冲进来的红军战士面前，在如此慌乱之际，也不会象陕北人乞求饶命那样跪在地下磕头，并如此自然流利地说着陕北地方语言。这就是一种感情作用下的夸饰。陕北人民把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用在了这个洋人身上，虽然与事实不符，但不能不说这是一段精彩的描写，它把洋教士在红军面前的那种狼狈相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了，它充分地表达了陕北人民革命斗争的豪迈气势和自豪感。试想，若将这段描写改为“吓得浑身打哆嗦”，“吓得灵魂出了窍”等等，能有上面那种描写的艺术效果吗？不但没有，而且俗不可耐了。
另如《歌唱刘志丹》，其中一段也很有意思：
二月里来刮春风，
江西上来个毛泽东；
毛泽东来真威风，
他坐上飞机在天空，
后带百万兵。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靠的是步行，经历了万水千山，到达陕北时兵力也不过两三万人，已经十分疲劳了，并不象歌里描写的那么气派，那么浩荡，更没有什么飞机可坐。但是，这首歌产生至今已快四十年了，谁也没有用历史的事实去纠正它。为什么？这是艺术品，是浪漫主义精神在文艺上的反映，它唱出了陕北人民对中央红军对革命领袖的崇高敬意和信任，表达了陕北人民对革命必胜的信心。这首歌的夸饰，完全是感情作用下的浪漫化、理想化的结果，是艺术想象的结果。
四
铺陈 陕北民歌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法，便是铺陈。铺陈是民歌的一种传统的结构手法，也是叙事抒情的一种艺术手法，它在陕北民歌中主要有如下几种运用方式。
一是以数字排列的铺陈方式。这一方式在古代民歌中已多有运用。如《陌上桑》：“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孔雀东南飞》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等等。外地的一些民歌中也有所运用。如：“一人唱歌勿好听，两人唱歌合声音，三人唱歌好比琵琶弦子，四人唱歌犹如弹动七弦琴”。这些铺陈有一个特点：每句一个数字，排列整齐均匀。陕北民歌对铺陈的运用比较自由。如：“银子三两三，叫你打手扳；银子九两多，叫你打手镯。”（《情郎探病》）“十三上订亲十四上引，十五上守寡到了如今。”（《十三上订亲》）“一岁两岁吃娘奶，三岁四岁离娘怀；五岁六岁……。”（《妓女告状》）“一来我人年轻，二来我初出门，三来我不认得一个人。”（《一来我人年轻》）“对对猪来对对羊，对对先生站两行；对对男，对对女，对对喇叭吹号头。”（《卖媳妇》）等等，不限于一句一个数字的格局，排列也不均匀，完全按需要灵活运用，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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