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前些年改编的一些“陕北民歌”，生编硬造处甚多，极不真实，更不质朴。如将“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改成了“山丹丹开花阳洼洼上红”，真是可笑至极。陕北气候干旱，山丹丹花一般是生长在潮湿的背洼上的，为什么非要让它长在阳洼上去呢？难道为了表达主观上的某些政治意念，竟连自然现象也可以歪曲么？
陕北民歌紧贴着生活，感受着生活的呼吸，给人以生活本身的印象，是它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正因写实，转而新鲜”的印象，是它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正因写实，转而新鲜”的印象，是它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正因写实，转而新鲜”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文抄》。
真朴，是艺术美的基础。只有那些艺术的“门外汉”才会看重那些浮艳的东西。“尤其杰出的是作品中没有任何辞藻。这是一种真正的风格。”②东施效颦其所以成为传世丑闻，并不在于东施的模样多么丑，而在于她的扭捏作态和故作多情。
四
陕北民歌所抒发的，大都是作者们对生活的真情实感，所描
写的故事、人物，大都是发生在作者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大都有生活的对应物。因此，细节描写多而细微，感情抒发深而具体，也是形成陕北民歌真朴特点的原因之一。它的叙事性作品，其情节、故事往往给人的印象不深，而大量的细节描写充斥其中，显得十分突出。那些叙述个人遭遇的作品自然不必多说，就连一些反映的场面较大，参加人物较多的叙事性作品，也往往以细节描写见长。如描叙土地革命时期一次战争的《红军多得很》，当写到白军吃了败仗、狼狈逃窜时，作品抛开了大败逃的场面描写，而将笔锋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
王连长哭得泪淋淋，
拿起毛笔来写信，
写的个信儿河口送，
刘连长你起身。
刘、王连长起了身，
一心要回清涧城，
见了师长说一声：
红军多得很……
作为民歌，描写细微到如此程度，十分可贵。就连它的景物描写都很具体，落到实处。如：“洋烟开花倒打钩”，“燕麦开花铃铃多”，“山腰上瞭见些青蓝雾”等等，毫不笼统、含糊，与那些“花儿开得红又红”，“姑娘好比一枝花”相比，全然是两种风格。陕北民歌很少有什么神神鬼鬼、龙王凤凰这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出现。即便是用来设喻，也总是那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体。如一首陕北信天游：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公鹅展翅飞过河，
留下个母鹅叫咯咯。
若将其中的“鸭子”、“鹅”改为“龙”、“凤”，也未尝不可，“龙”和“鹅”两种比喻，都抓住了男性精神风貌和气质上的特点，都很形象，但龙毕究还是幻想中的东西，谁也没见过，与现实生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相比之下，鹅就具体多了，任何人看到这个比喻，眼前都会闪现出具体的形象来。
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的真朴实在总是和率直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陕北民歌与其他地方民歌风格上的一个明显的区别，不妨用例证来说明，先看一首彝族民歌：
芝麻开花节节青，
唱句山歌表真心：
两只画眉林中过，
白头到老不离分。
再看一首壮族民歌：
连就连，
我俩结交订百年，
哪个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两首歌，都是表达男女爱情决心的，感情可谓真挚，但表达的还是比较曲折，比较委婉。陕北民歌中与之内容相似的作品亦不少，或比兴，或直述，却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你没老婆我没汉，
咱二人好比那一疙朵蒜。
咱二人好比那一疙朵蒜
一搭里生来一搭里烂。
一搭里死来一搭里埋，
一搭里上了那望乡台。
相比之下，陕北民歌决心的表达就显得率直、坦荡多了，感情也更为实在，真有点黄土疙瘩的味儿。这还是“雅”一点的，率直的特点在一些歌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只要心里有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也不后悔”，“一碗凉水一张纸，谁卖良心谁先死”、“把奴剁成八疙瘩，也要跑到哥哥家”等，使人一下就看到了一颗裸露的心。特别是在一些点意的地方，住住是直呼其词：
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
你走我在是活不成。
你在东来我在西，
什么人留下个活分离？
你手手捉定我手梢，
真魂咋跟上你走了。
——《东山上点灯》
干石板上扎不下个根，
我在这伙鬼人家活不成个人。
毛市布裤子扫大腿， 垴畔上垴畔上垴畔上
① 垴畔，陕北将土窑洞上边的地方称“垴畔”。
② 见天，每天。
③ 背，不见阳光，阴冷。
骚情不骚情不爱你，
我的那朋友也顶你。
——《我的朋友也顶你》
表现方式多么直接，真有点直言不讳的劲头。即便是那些我觉得应当换个方式来说的话，也被它毫无掩饰地、直突突地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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