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我认识不久的、热情洋溢的年轻护士没听我说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拉上一个医生从后门抄近直奔我家。
父亲过了七十三这道关。
后来医生说父亲是急性脑溢血，抢救晚了非死即瘫。
我很感激那位对我有救父之恩的女护士，我们也好过一段，但终究还是断了联系。人生本身就充满遗憾。至于那位女医生，我后来没去跟她计较，计较也没用，那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整个设计院都一样，无论是医师还是政工师工程师预算师，大部分是冷漠自私且自以为是。我不能再与他们为伍了。下海。现在我在深圳干得不错，过得肯定比那位女医生好，全托父亲的福。
2
父亲丁介武，安徽省无为县人。上学不多，识字不少。早年在老家做过山人（专门为别人办丧事），没文化不行。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山人是做不成了，父亲就参加队伍打鬼子。这一断历史并不长，父亲甚至于至今也说不清参加的是国民党队伍还是共产党队伍，反正是中国人的队伍，反正是打狗日的日本鬼子的，反正父亲在队伍上亲手打死过日本鬼子，这就够了。
父亲是真的亲手击毙过日本鬼子的，而且是日本鬼子的机枪手！父亲不是爱炫耀的人，而且连是国民党的队伍还是共产党的队伍都说不清，炫耀什么呀？但父亲不止一次对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父亲说，“头一天晚上吃饱了牛肉，埋伏在渡口这边。第二天早上大太阳起来的时候，鬼子来了！”
父亲从灶屋的柴火洞里看得清清楚楚。这里要解释一下，渡口这边有几户人家，屋子砌在河堤上，柴火洞是炉灶的炉膛口旁边一个通向屋外的小洞，洞很小，人爬不进，但可以从外面向里面递柴火。父亲他们当时就是将柴火洞当作射击孔。
“由于我们事先已经把渡船弄走了，鬼子过不了河，急得嗷嗷叫。”父亲说，“很快，对面大堤上站满了鬼子。鬼子还向这边招手喊叫。大概他们以为这边屋子还住着老百姓，想让老百姓为他们摆渡。”父亲有点嘲笑日本鬼子。
“事先上面反复强调：谁都不准先开枪，要等统一命令才开火。我们都屏住气。突然，”父亲说，“不知是不是下了命令，一下子全开火了，只见鬼子稀里哗啦全倒了，也不知是被打死了还是有意卧倒，反正全倒了。”
“你有没有打死鬼子？”我问。
“不知道，”父亲说，“那么多人一起打，那么多鬼子全倒了，谁知道哪个是我打死的呀。”
“过了大概一分钟，”父亲接着说，“鬼子在对岸架起了机枪。那个机关枪打得呀，-----”父亲停了一下，好像不愿意夸鬼子的枪厉害。
“这一次我看清楚了，瞄得准准的，叭！一枪把狗日的崩了！”父亲说的很解气，边说边做着手势。
“真的打死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父亲好像怕我不信，又强调说，“要不然鬼子的机枪怎么一下子哑了？不仅我看清了，而且班长在旁边也看清了。班长还夸我打得好，还奖我一根卷烟。”
父亲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不想再说了。
“后来呢？”我问。
“我没接烟，想接着打。”父亲说，“不知道班长是赌气还是兴奋，说：‘起来！给我！’很狠的样子。班长趴下后半天没动静，掀起一看：一枪正中眉心！”
“狗日的鬼子，枪法准得很！”父亲说，“如果我要是吸烟就完了。”
我相信父亲讲的是真的。因为父亲说班长牺牲后他们很快就撤了下来，换了一支队伍接着打，他们到后面做大老板了，喝酒吃肉。假如父亲要是瞎编，他编不出“做大老板，喝酒吃肉”之类。说实话，除了在父亲那里，我在任何其他地方，包括电影和小说里，都没有听说过抗日的队伍打鬼子打到一半，换个队伍接着打，自己到后面“做大老板，喝酒吃肉”去。所以我相信父亲讲的是真的。
无论是真是假，这段历史都没有给父亲带来荣耀，相反，"文革"中为这事折腾父亲够呛。又是外调又是审查，最后的结论是：“1939年参加抗日伪军，后自动脱离。”那时候我还小，不知什么意思，二姐不服气，吵着要去找专案组，质问他们既然是抗日的队伍怎能说是“伪军”呢？父亲赶快拦阻，说：“这是最好的结论了。既承认我抗日，又承认我脱离有功。如果是革命队伍，‘自动脱离’等于叛变革命！”
3
我是昨天下午下班前得知父亲去世消息的。首先接到老婆的电话，她说：“阿力呀，你家来电报了，说你爸爸病危。”
“肯定是爸爸不行了，要不然他们不会通知我的。”我很冷静，接着问：“电报？他们为什么不来电话？”
“不知道。”
是呀，她怎么知道。
我赶紧往家打电话。“跃进（我小名）呀，爸爸已于今天下午两点零五分去世。”哥哥说的声音很大很急。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没你的电话号码，几个姐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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