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滢应张季鸾的交代去看看蒋百里，听听他的意见。这位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学家，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是鲁登道夫的门下，著有《国防论》。见面时，他已读过《大公报》上的社评，他说：“季鸾先生的主张绝对正确，这次与日本打仗，千万不能中途停下来，停下来便亡国，打到底日本必败！”
他想起德国有一位夫人论中、日两个民族的话。那位德国夫人熟读东方历史，在中、日两国住过多年，对中、日两个民族都有很深的认识，她说：“日本民族重小节，刚强，但因系海岛国家，胸襟不阔，气量窄小，靠武士道精神维持国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极渊博的国家，是大陆国家。同时有极绵长的海岸线，也是海洋国家。人性醇厚，酷爱和平，但守旧，少开展。同时工业不发达，因此地虽大，物虽博。却积弱贫穷。日本与怎么一个国家为邻，一定会引起她的觊觎之心。假若日本一旦侵略中国，凭中国地理环境就可以打败日本，因日本绝无那么大的兵力占领全中国也。”显然，他同意这些判断，他感叹：“如今不幸而言中，诚是中、日两大民族的悲剧。”
陈纪滢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心仪的蒋百里和张季鸾都已谢世多年，但他们当年说的话，他们的神态举止，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思考和主张，不管相隔多少年，他都无法忘记。
“为匹夫匹妇复仇”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绝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是以“不党”、“不卖”等“四不”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辛苦，也是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所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其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调解”，抱有一线议和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褊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
好一句“为匹夫匹妇复仇”！一篇文章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何等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今天，我们也许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及所能达到的影响程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张季鸾驳斥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算得上是中德关系的黄金时期，大批德国专家、军人受雇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及军队，中国大量从德国进口机器、武器，不仅官方关系密切，民间的友好往来也很多。当时正逢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崛起，并掌握政权，法西斯主义一度令国民党内许多人乃至一些知识精英迷醉和向往。直到1937年12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德国大使还在出面调停。中德关系真正出现大转折是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做的那次著名广播演说之后。这次演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德国内政的，外交方面对中德关系虽只字未谈，但对中国人而言，有很致命的内容，因为其中伤及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一是他在演说中攻击国联，说国联成了几个强国的工具，德国反对国联，现在已决定就要承认“满洲国”。二是他认为亚洲的危机就是共产党，在痛骂了一番苏联之后，他称许日本是安定东亚的力量。对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在中国烧杀抢掠，造成南京大屠杀等惊人事件，他完全忽略不计，同时，毫不顾惜中德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公开向全世界表明支持日本侵华的立场。
第二天，“报人中的报人”、主持汉口《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就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中德关系大变化》，他在谴责了希特勒的讲话是自食五年前“不承认”的约言，是“奖励罪恶”之后，理性地指出，这只能代表国社党，不能代表一般德国人，“我们深知多年来有不少的德国文化界、军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国，赞助中国，也认识中国。并有不少的工商业家愿助中国发展实业。而在中国各公私机关服务的德国客卿，都是非常勤劳、非常努力。……德国国防军干部多年同情中国。对于中国国军的建设。与以精神的援助。这些情形，是中国国民一般感念的”。没过几个月。希特勒政府就正式召回在华的德国顾问团，理由是要严守中立，当然，在承认“满洲国”之后还说什么“中立”，自然不能自圆其说。这个顾问团在华已有近10年历史，最多时有60多人，当时还有30多人，几任总顾问塞克特大将、法根豪森大将都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军事家，其他顾问大多也是学有专长的退伍军官。他们都同情中国的处境，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愿意做中国患难中的朋友。奉召回国实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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