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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尽头是民国_傅国涌【完结】(63)

  张季鸾对希特勒的驳斥主要是1938年2月24日发表的《“文化”及“人道”》这篇社评余始终认为日本是做‘文化’及‘人道’保障的一个力量”,这是希特勒演讲中赞美日本的一句话,他为此诘问希特勒。在德语中“文化”和“人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华的德国人很多,还有使领馆官员、新闻记者,身为德国元首,希特勒一定知道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杀害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任意杀戮平民,奸淫中国妇女,并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乃至割乳毁阴、暴尸市上,这种暴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在各个广大的占领区域内都是如此。难道这就是德国元首所赞美的“文化”和“人道”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保障”?他接着指斥:我们愿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实说,承认伪国,中国人还不怒。因为揭穿了讲,国际上只是论利害,你们勾结曰本,是你们的事,收回失土,是我们的事。……我们的领土主权毕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别人认不认。所以承认伪国这件事,中国人失望则有之,愤怒则不必。其所不能不愤慨,同时不能不好笑者,就是这恭维曰本的一套说词。德元首的权力虽大,但断不能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类共同观念中的“人道”、“文化”这样逆解。

  季鸾先生见识高远,能见常人不能见,足以成为新闻从业者永远的榜样。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他耿耿在念的竟是这些普世公认的“人道”、“文化”价值不容亵渎。所以,他要堂堂正正地忠告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要想帮助日本尽管去援助好了,却不必套上“人道”、“文化”的美名。

  退还“红包”的艺术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前往新疆采访,要穿越戈壁、荒漠,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作为嘉宾在那里度过了40个风光的日日夜夜。此外,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和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他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五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曹问明缘由,转身交给了会计。陈纪滢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他都不管。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人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两千块钱。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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