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所有相同命运的人都有博老这样坚强和幸运，许多人没有熬过来，或者在漫漫长夜中丧失了生命的活力。比如他的“同案犯”、一生不顺遂的沈皆遂，以及临终前拉着他连连叹息的焦七海。还有那位有着魏晋名士风度、浏阳最后一个摘帽“右派”“佳癫子”，落实政策后四处拜访朋友，纵酒欢笑，在晚上回家的路上跌入水坑溺亡——连落实政策后第一个月工资还没领！
作为这些人里面的幸运者，博老在古稀之后，历经四个年头写出了这么一部七十余万字的《蹉跎坡旧事》。遗憾的是由于考虑到市场销售的问题，不得不让博老压缩为三十万字，作为正式出版的文本。我的理解，这是他对和他一样命运的那代人所尽的责任——把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说出来。我想这也是他对后辈子弟的一份责任，告诉后辈：这不是你们父辈中某一个人的苦难。
博老动笔写这部书之初，我看了几万字后，对石扉客说：你一定要鼓励令尊写下去，不要有任何顾虑。你们兄弟姐妹五人都长大成才，是他一生历经磨难最大的安慰，也使他晚年能有心境将过去的往事写出来。
今日的中国，包括我的故乡湖湘大地，那些村庄和博老这本书的描写相比已是沧海桑田之变，即使和我这代人童年的记忆相比，也面貌全非，故园凋零是不争的事实。本书呈现的最后一幕，几乎是中国今天乡村的一个隐喻：在蹉跎坡上屹立三十余年的“芸香居”为高速公路让道，被拆掉了。在博老落实政策前几年，他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胼手胝足在一个荒坡上挑土整出地基，建起了五进的土砖房，名之曰“芸香居”，并在东西两侧的外墙飞檐下手书“友其风雨”“本系玄黄”。这处房子成了一家八口清贫而欢乐的窝，在这里，几个孩子考学走出山村；在这里，送走了坚韧而豁达、家中真正的“保护神”老祖母。后来，作者也迁到了城区的教师公寓。再后来，沉寂多年的土房子终于在经济大潮中消失……而蹉跎坡的周围，一栋栋农民靠打工、做小买卖挣钱盖起的“洋房”如雨后春笋般立起。
我们故园那些美好的东西，包括风景和传统，会不会彻底消亡呢？
我对此抱乐观的态度，父辈虽老子弟在，还会有一代代人延续生命，赓续传统。天不丧中华斯文，因为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命力太强大了，中国民间的文化自生能力亦顽强无比。
——这是我编辑这部书稿的一点感受。
[1]本文为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的《蹉跎坡旧事》编余札记。
看山川
分属父子俩的南北二京
清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距崇祯煤山自缢已经十六个春秋了。尽管南明永历帝的流亡政权还存在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但大多数士民相信：大明朝是真的亡了。
顾炎武的伤感
这年秋天，大儒顾炎武在江宁（南京）城，写下了一首风格凄凉的诗《重谒孝陵》：
旧识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
春谒长陵秋孝陵。
明亡后，以遗民自居的亭林先生数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郊外的陵寝孝陵。这一年他更不同寻常，春天在北京城北郊的昌平拜谒埋葬明成祖的长陵，秋天又赶到南京孝陵来谒太祖。
孝陵和长陵，对南京和北京而言，极具象征意味。这两座大明的都城，可以说分别是属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
不知道顾炎武在孝陵前，会不会回忆起春天在北京城看到的人与事。皇都尚在，衣冠已非，紫禁城里住着的已经是来自关外的满人爱新觉罗氏。而江宁府城南京，虽然仍是东南膏腴之地的中心城池，但已非前明时的留都地位。它与北京不再是分据南北要津的两大都城，在政治地位上，和其他的名城如杭州、苏州、成都一样，必须仰视北京。
清朝和元朝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族而入主中原。对中华的士民来说，清朝皇帝是征服者，清朝是外来政权。而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和蒙古人一样，他们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一视同仁皆是其新占的地盘，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明朝则不一样，这是赵宋灭亡近一百年后，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江南，才是他们的根本重地，是朱明王朝的发祥地。而且，当明朝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光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四百余年。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明朝的“两京制”，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尽管，其直接的原因乃是朱明王室的一场内讧——燕王朱棣取代了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
定都南京是权宜之计
在元末群雄并起时，朱元璋从自己的老家淮河流域一带经营，一点点向南扩充，取应天（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南京附近的州县是其取得天下的根据地。他建都南京后，扎稳基本盘，进而挥师北上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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