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柑橘秘使”
我在1989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是由以色列的一位高级农业官员萨姆尔.波哈莱斯教授对该国的先期接触和工作最终促成的。就在那年，以色列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对波哈莱斯教授进行采访，称他为“柑橘秘使”。这个绰号暗示说，他在中国秘密开展的柑橘合作项目，起着推动以色列与中国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色列和中国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 独立建国，此后30 多年两国一直处于外交隔绝状态。随着世界政治外交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某些松动。双方都在寻求与对方的接触，开始有军工技术方面的交往，进而发展到经济与民用技术层面的交流，这些都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从一开始，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就是两国民用领域交往的重点。波教授秘密访华作为国际知名的农业和农村问题专家，波哈莱斯教授于1985年率领第一个以色列经济技术代表团秘密访问中国，开启了两国之间经济和民用技术的规模性接触和交流活动，并导致一个秘密交流渠道的建立。波哈莱斯教授1928年生于波兰，自幼在波兰上学，后就任该国一座重要城市的经济主管。他曾多次出访前苏联的一些知名城市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自不待说，当年他能到之处, 仅限于苏联东欧集团地区。当初他申请移民以色列，没有获得波兰当局的离境批准，后来多亏波兰总理亲自过问，1958年才最终得以离开波兰进入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农业部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和农村计划发展工作，先后与11 位农业部长共事，算是以色列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元老之一。1977年沙龙任农业部长期间， 波哈莱斯教授出任农村计划和发展局长直至1993年。 波教授同时在特拉维夫大学和希伯来大学任教，是多家国际农业合作机构以及项目的以色列方面负责人，获得过多项科学荣誉和奖项。 自1996年起，波哈莱斯教授参加西蒙.佩雷斯和平协会，负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局的工作，2000年出任协会的副总裁。 佩雷斯现任以色列总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波哈莱斯教授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由于业务关系，我与他长期接触。他在农业部任职计划局长时，我在服务农民的技术推广局任高级经理。后来我在农业发展公司担任总经理16年期间，波教授一直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最近几年，波教授在佩雷斯和平协会工作，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波哈莱斯教授在他最近出版的《自传》一书中写道，以色列中央情报局“摩萨德”责成他去中国，但用第三国护照而不用以色列护照。当时担任总理职务的佩雷斯先生不同意使用第三国护照的做法，他说，要是派一个以色列代表团去中国，所有代表团成员都应持以色列护照，虽然代表团可以考虑采用其他名义。1985年的一天，波哈莱斯教授应召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受命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当时向他交代，代表团共有9名成员，属秘密行动，以一家新加坡公司代表团的名义对外，经新加坡入境中国，最后离开中国进入新加坡。代表团成员在新加坡集合，时任以色列驻新加坡大使的本.雅科夫先生接见代表团，他何曾想到，几年之后自己成为了以色列的驻华大使。当年五月末，波教授率代表团开始他们非同寻常的访华之行。到达北京后，代表团被安排住到政府所属的官方招待所，中方人员和商谈代表都到此地进行接触。代表团成员不得擅自离开住地，但是安排他们集体参观工业和农业现场，也组织游览。代表团总共逗留11天。在此期间，就在招待所里举行多次会谈，代表团会见来自各方人员和代表，讨论有关工业、农业和科技方面可能合作的各个问题。波哈莱斯教授在书中说：“我渐渐明白了，访问期间始终陪同我们的唐先生，对于促进双方联系（即使开始只限于秘密方式），他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他代表名叫 华阳 的一家中国国家公司。”波教授又说：“以色列代表团访华之后不久，唐先生带领几名专家从中国到达以色列进行回访。这次访问同样保持高度机密，代表团成员的衔头甚至是编造的。代表团会见各方面不同人士，包括当时的以色列农业部长。我知道唐先生后来派驻美国。”不消说，唐先生正是我现在的合作著书人和经常聚会的话友。秘密渠道的建立据话友回忆，那是1985年的晚春时节，他所在的一家从事对外技术贸易的国家公司接受上级指示，准备接待一个从新加坡来的主要由以色列人组成的高级经济技术代表团，任务是探讨中以双方商贸实业界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代表团团长波哈莱斯教授是以色列农业部农村规划与发展局长， 成员均来自以色列一些著名企业和机构的管理高层。 一周时间的业务洽谈是友好和富于成效的，最终签订了共同协议，商定就广泛课题进一步进行接触，内容涵盖农业、电子通讯、化工、能源等等。 正如波教授在他的《自传》中所述，对整个接待过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既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来访者的人身安全。据了解，话友工作所在单位是新组建不久的一家国家公司，以引进国外智力即专业人才和先进技术为主要任务， 以色列开始成为公司的一个工作方向。后来为执行此项任务还专门成立了另外一家独立公司并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受权组织和协调有关活动， 从此形成一条经由香港连接以色列和中国大陆的秘密经贸和技术交流通道。签证是以色列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关键。没有外交关系，固然不能持以色列护照取得签证；不少以色列人持有第三国护照，比如美国护照，但是只要上面标明持有人是以色列籍，取得签证亦非易事。 而在精明的犹太生意人看来，没有最终客户与之直接对话，没有对相关商业环境的 实地了解, 那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香港曾是以色列商业人士遥望中国内地巨大市场“望洋兴叹”的地方，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以色列塔迪兰公司的商业代表应当记得，1986年他们应邀到香港与来自内地的中方代表接触，就曾抱怨说和中国难做生意，因为拿不到进入中国的签证。事后中方代表聂松女士问他们要名单，她说：“请告诉我，你们哪些人须要进入中国。”未过很长时间，塔迪兰的有关人员拿到了“另纸签证”的特别许可，相继进入中国开展工作。随着政府逐步放宽入境政策，并得华阳／华泰渠道提供的帮助，通往中国内地的闸门正在悄悄打开，等待已久的以色列来客竟相涌入。坦诚地说，在中以两国开始接触和交往之初，中国方面看重的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希望获得政治外交上的好处，打破它在世界上相对孤立的状态，给外部世界一个印象，似乎中国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开始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了。保守秘密和泄露消息，一直是双方的一种博弈。所以不足为奇，尽管有实行保密的郑重承诺和约定，中以双方的秘密接触还是不断有消息走漏出去。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托姆.弗里德曼，就曾要求对波哈莱斯教授就其对华活动进行采访。波教授自然拒绝了，他一向是拒绝任何采访的。不过中以交往的传言依然不断见诸以色列以及他国的媒体，例如纽约时报 ,闹得纷纷扬扬 。迫于中方要求，当然也得助于波教授的斡旋，以色列当局曾一度通过本国媒体发表声明，表示有关报道并不属实。 波哈莱斯教授是这条秘密通道以色列一方的牵头人，他为确保这条通道的守密和畅通有效，配合中方尽可能作出了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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