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得说回来，苏雪林自己也曾批评过胡适的演讲《中国之传说与将来》，认为“惟对于西洋文化推尊太过，对于自己文化抑贬过甚，是其缺点。”（1960.7.22）在评选“中研院”院士问题上，她不言胡适秉公行事，对胡适对自己的“成见”多有抱怨，“可惜者，胡适之先生坚抱林乃一区区女人，不配做学问之成见，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致王雪艇信）凡此种种在1961年8月上、中旬日记的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并写信给胡适，且出言流露不逊。
不过，一周后苏雪林又写信请胡适宽恕自己的冒犯，自责信中的不逊之词是“恃宠而骄”。醉于八行书“失物每从无意得，怀人恰好有书来。”用袁枚的这两句诗形容暮年的苏雪林再贴切不过。
第44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4)
人老健忘，多疑，常人如此，苏雪林尤甚。
某日，她要寄钱接济亲友，找存折便寻不着，结果在某书中翻出一叠大钞来，犹如得了一笔外快，兴奋不已；本疑存折为人所窃，却又在抽屉中发现，自己玩了场骑驴找驴的游戏。
继而又深深自责，冤枉了好人。
在400万言的苏氏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信”。六七十岁时苏雪林日记中常有“还信债”或“一天的光阴又在写信中度过”，或“今日为写信最多之日”的记录。
94岁则曰：“余现别无所乐，惟得知音者之信，及自己有文字刊于报章，乃稍稍开心耳。”（1991.8.24）苏雪林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且看“今日为余烧信日”记载：“昨日烧信纸未尽，又到后院烧之。
下午睡起，看报二份毕，续烧废纸，三四年来积信上千封，连一些被白蚁蚀之杂物皆付一炬，足足烧到晚餐时候。”（1974.11.2）她接友人信，每信必复；而人复她者，唯只半数耳。
由此估算，苏雪林毕生写信不下2万封。
由于她勤于写信，邮资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
“于今每个月邮费及信封、信纸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邮票可用数月，今则半月耳。”（1959.1.17）为节省邮资，她煞费苦心，到文具店买便宜的航空笺（明信片，下同），用广告商扔在信箱的广告糊信封，用饭馆的餐巾纸做信笺。
80岁时偶然发现一叠旧得打皱的信笺，将其“熨了一下，此信纸乃余二十年前自法携归，或二十余年前台北所购，早已微黄而皱，幸熨后尚可用。”50年代末台湾减邮资后，她十分高兴：“我可以写薄信纸四张，而不用航空信笺，殊方便也。”后来，台邮政当局作废一批旧邮票，她为此牢骚不已。
70年代台湾邮局可定做一种橡皮章，用此章邮资可八折优待，她定了一枚，“定做此物以来，今始用之，若居心不贪，发出三四十封信皆加此章，则回信不致如此冷落。”（1974.12.1）求信若渴，谅是想广种多收罢。
某次，让女佣到邮局挂号寄两本书到九龙，一过秤，要250元，她嫌太贵，让女佣将挂号两字刮去。
到80年代，台湾航空笺邮资涨为9元，航信则仍为10元。
她觉得还是寄航信可多写字划算，不料一写写多了，超重退回，要罚加邮资，比航笺还多4元，叹曰：“以后不便写矣。”苏雪林认为写信是人生快事，每每下笔千言，一写数页，倘超重被邮局罚增补邮资也罢，但往往会耽误时间。
为不超重，又多写字，初选用薄纸，除正反都写外，她专备一小秤，不致超重误事，写多了再拿去一页则是。
有趣的是50年代初，她由法国赴台，船泊西贡一天，“余因听说由西贡写信到巴黎航空亦仅需十五方，意欲占点便宜，遂以整天工夫写信。
计写信五封……下午写完去寄，问之管信件之船员，则由巴黎写航信到西贡固为十五方，而由西贡写航信到巴黎则需五十五方。”（1952.6.25）遗憾日记中没写下文，不知苏雪林寄了没有。
为节省邮资，她常请海外回台的朋友带信。
“因明日公宴陈通伯（陈西滢）先生，余将利用渠飞欧机会托其携带信件，故今日将学生作文束之高阁，大写其信……共十三封，直写到晚上十一时始睡。”（1952.11.2）60年代，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该校来信一律存图书馆，距住地较远，她为了不耽误读朋友们的信，每日奔跑取信，直喊划不来，但又乐此不疲。
她对友人来信过简多有微词甚而牢骚，日记中多次历数友人的不是：“叔华来信，余立复一航笺，写得密密麻麻，比她来信的字多五六倍。”屡次批评谢冰莹不会交朋友，写信好像写条子，不知她一天到晚忙什么。
发誓说今日以牙还牙，写笺片。
可一挥笔，又洋洋千言不绝。
从日记中看，晚年她写给谢的信最多。
她渴望与友人忆旧拉家常，以遣寂寞。
1977年始与大陆亲友正式通信，但感慨良多：“吾人生今之世，最苦为不自由，通信不能说话，乃不自由之甚者。”盖那时两岸气氛还不甚祥和，她怕言多有失，会给收信亲友招致麻烦。
第45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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