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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07)

  [11] 参见赵振华《谈武周苑嘉宾墓志与告身——以新见石刻材料为中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文献研究所李雪梅教授见告,苑大智、苑嘉宾父子总共有七通告身刻于碑石,原石由私人收藏,有拓片流出。

  [12] 关于告身文书研究的学术史,可参看徐畅《存世唐代告身及其相关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赵晶《论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研究之演进——以唐代告身研究为例》,《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六卷第一期,台北早期中国史研究会,2014。

  [13] 参见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元和七年议与唐德宗至武宗时期的货币政策》,《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

  [14] (唐)元稹:《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第419~428、428~429、440~441页。

  [15] 《册府元龟》卷六五八,中华书局,1960,第7883页。

  [16]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

  [17] 参见笔者以下评述文章:《汉唐政治制度史中政务运行机制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古文书学与唐宋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分化与重组: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单元》,《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8]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唐史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9;《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文史》2010年第2辑。

  [19] 例如日本大谷探险队获自新疆库车的《检校掏拓使牒状》,其定名中的“状”取自第4行“右奉开府状上”,而显得含混不清。这应是一道“牒”文,“牒状”之说似无凭。见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十六),日本国华社,1915,柏林社书店,1972。参见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

  [20] 参见王孙盈政以下论文:《唐代后期的尚书省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商量状的运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天下政本——从公文运行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地位》,《历史教学》2012年第24期;《论唐后期的尚书省宰相》,《历史教学》2014年第10期。

  [21] 不过,北宋元丰改制后恢复三省与奏抄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上报到尚书省的政务文书中,有用奏状者。参见周曲洋《奏钞复用与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政务运作》,《文史》2016年第3辑。

  [22] 郭桂坤:《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与奏事制度》,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3] 《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第1225页。

  [24] 《唐大诏令集》卷一○五《令百官言事诏》,第536页。时间参照叶炜据《新唐书》卷六《代宗纪》(第179页)所考。又,叶炜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第698页亦作“大历十二年四月”,指出点校本之误。见叶炜《论唐代皇帝与高级官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本刊本期。

  [25] 《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二》,第1228页。

  [26] 叶炜:《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

  [27] 王孙盈政:《商量状的运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28] 《唐会要》卷四《储君》,第42页。

  [29] 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0] 《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第1030页;《新唐书》卷二○○《儒学下·卢履冰传》,第5698页。参见叶炜《论唐代皇帝与高级官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见本刊本期。

  [31] 魏斌:《“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2] 参见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3] 王孙盈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晚唐奏抄的存在表明尚书省保留了一定的对常行政务的裁决权,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依然断定文献中尤其是任官制敕、墓志碑铭等文学性叙事材料中的“尚书奏议”“文昌奏议”等,指的都是奏抄,“故尚书省奏议,即指奏抄无疑”。参见王孙盈政《天下政本——从公文运行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地位》。

  [34] 周曲洋:《奏钞复用与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政务运作》,《文史》2016年第3期。

  [35] 参见罗祎南《论元丰三省政务运作分层机制的形成》,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古丽巍《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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