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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32)

  作者之所以如此理解史料,是因为从他的研究逻辑出发,不能肯定晚唐五代武人的政治力量是政治主线。他基本没有讨论唐后期五代的武人势力问题,为了强调皇权和清流的成功,对晚唐五代的政治判断过于乐观。实际上,从黄巢起义开始后,北方藩镇几乎所有的文官节帅都被驱逐,武人成为实质的掌权者——这才是地方政治的真相。所以,作者拿唐晚期各地节帅都由文官担任,作为唐王朝权威的稳固的证据,是对唐后期武人势力的轻视和忽视。实际上,作者显然是充分了解唐代武人的力量的,他在提到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的军阀》的时候,就特别赞扬,还说该书对他启发最大。但是作者并没有接着从武人这个角度去深入和展开,而是完全换了文的视角,并不多涉及武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个较大的缺憾。以笔者的观察,唐末五代的政治主流,更应该是武,是武人阶层的自觉。这大概才是日野开三郎开辟的研究视角吧。甚至宦官的权力,与其用制度化皇权的角度理解,不如用武人势力的角度去理解更合适。宦官之所以在晚唐具有很大权力,最重要的原因是掌握了神策军,所以宦官权力的实质是武人势力在中央的代表。唐后期,中央和地方都是由武人势力真正把控,我们自可认为这是一个武人势力的时代。如果来观察五代,枢密使甚至凌驾宰相之上,大量刺史都由武人出任这两点,就足以证明五代的武人势力空前绝后。

  另外,在研究五代文人作用的时候,作者描述了五代十国各政权都对“清流文士”趋之若鹜的现象。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中指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使这一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似乎也支持了这一描述。但是正如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中指出的,文翰之才,在战事扰攘之际,是一种实用性的才能(第126页)。“唐末五代特别是后梁、后汉时期,出仕于中央或地方的文士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严酷的。”(第131页)这一判断,显然与作者对冯道以及所有清流文官的地位判断,差别巨大。

  四

  最后,十分主观地概况一下本书的优缺点。

  优点方面,该书体现出作者思路敏锐,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构架宏大,有很大的学术抱负;视野广阔,关注的学术成果也中西并包,引入一些新理论如政治书写(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等,让人十分期待。在史料方面,大量使用新材料,特别是墓志,墓志史料的充分运用正是陆扬本人研究的一大特色。本书中的论文,除了早年写的《西川》,及概论性的《清流》之外,其他诸篇无不和墓志材料密切相关,甚至就是围绕着墓志来写。作者曾经强调新出墓志中大量以宦官为传主,对于唐史研究都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可能是作者十分重视利用墓志来研究唐史的原因吧。就传世文献而言,也运用娴熟。比如大量使用《册府元龟》资料,而不是简单地仅采用两唐书材料,这颇能体现史识。《册府元龟》的史料大量来源于唐代的实录,很多地方比两唐书等更有价值。细节的表达和描述方面做得非常周到细致,经常能体察入微,给人以深刻印象。另外,作者有对文本和立场的警惕、自觉。

  作者的很多问题的视角(特别是清流文化概念的构建)是针对唐宋变革论而来的。由于近年来大陆学界中,唐宋变革论依然成为学术热点,甚至还在持续中,作者的反思和冲击显得十分有价值。就笔者自己的思考,唐宋变革论虽然很宏大,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是一个应该总体上被放弃的理论框架。关键问题在于政治,中国历史的理解中,政治永远应该处于核心的地位,而皇权又是居于首位。按唐宋变革论的逻辑,如竺沙雅章就推出了宋太宗是中国第一个独裁皇帝的说法。(见竺沙雅章著《宋朝的太祖与太宗》,方建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宋太宗和唐太宗、武后、玄宗等唐代皇帝比,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反思唐宋变革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捆绑,将所有层面的问题都捆绑在所谓的“社会性质”上,认为一旦社会性质变化了,所有层面都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其实,从政治层面看,唐宋之间,因袭的东西要大于变革。作者在清流文化的叙述中,虽然具体结论还不够圆满,但这个方向是十分可取的。特别有价值的在于,作者希望通过建构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说法。如果没有建立新说予以取代,旧说往往无法退出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枪有其历史地位。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颠覆,该书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方向。比如清流概念,就涵盖了新门、旧门,也就本质上取消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就消解了陈寅恪对牛李党争解说的意义。学界已经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各种补正之说,但都是以陈说为框架,而清流一说则另起炉灶,意义也很大。其实作者哪怕只充分地证实这一点,学术贡献也是让人瞩目了。

  还有,本书展现出的新政治史姿态也非常值得期待。虽然作者自己认为清流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但本质上说,清流及清流文化的讨论,应该属于一部新政治史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政治永远是中国古代史的核心问题。比如用政治视角来观察诏敕的写作,观察词臣这一群体,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实践。这不仅是新的史学题目,更是新的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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