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八《礼志序》历数宋朝礼制变化大端，后云“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14]又卷一一〇《礼志十三》有云：“旧史以饮食、婚冠、宾射、飨宴、脤膰、庆贺之礼为嘉礼，又以岁时朝会、养老、宣赦、拜表、临轩命官附之，今依《政和礼》分朝会为宾礼，余如其旧云。”[15]
卷一四三《仪卫志序》云：“宋初，因唐、五代之旧，讲究修葺，尤为详备。其殿庭之仪，则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细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会，大庆、册、受贺、受朝，则设大仗；月朔视朝，则设半仗；外国使来，则设角仗；发册授宝，则设细仗。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南渡之后，务为简省。此其大较也。若夫临时增损，用置不同，则有国史、会要、礼书具在。今取所载，撮其凡为《仪卫志》。”[16]
卷一四九《舆服志序》称：“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17]
因宋“国史”皆已亡佚，仅个别之传及残篇零句传于今世，故今日已无从对《宋史》与宋《国史》之内容进行全面比较。以下即以《四朝国史·欧阳修传》[18]与《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为例，通过比较两者文字之沿承关系，以窥一斑。（因篇幅关系，所比对者仅为《欧阳修传》的前半部分。）
续表1
续表2
据上表所载，可知：（1）其第1、3、7、8、9、10、11、12、17、18、20诸条，《宋史》基本沿用《四朝国史》文字。第4、5、15、16诸条，《宋史》乃据《四朝国史》文字加以修订删改。第6、13、14、19诸条，乃《宋史》别据史料撰写；而第2条则据《四朝国史》删改，又别据文字撰写而成。
（2）第12条，《四朝国史》“劝帝延问执政”句，《宋史》无“劝”字，然据上下文义，此“劝”应属元史臣撰修《宋史》时误删，当据《四朝国史》补之。
（3）第18条，《四朝国史》“将为虏有”句，《宋史》作“将为敌有”。检韩琦《欧阳公墓志铭》有云“他日必尽为虏人所有”，[19]可知当作“虏”字，《宋史》作“敌”字，乃出自元史臣所改。
元代史臣在编撰《宋史》时，对宋代史料中有关宋人蔑视、辱骂契丹、女真等北方“夷狄”之所谓违碍文字，如“北虏”“戎丑”“胡虏”“犬羊”之类，颇有加以改纂者。在此例举《宋史·高丽传》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以说明之。北宋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北伐契丹，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欲使高丽出兵马夹击契丹之侧后。此诏书载于《宋史·高丽传》，云：
朕诞膺丕构，奄宅万方，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蠢兹北裔，侵败王略，幽蓟之地，中朝土疆，晋、汉多虞，夤缘盗据。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妖氛。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而接彼边疆，罹于虿毒，舒泄积愤，其在兹乎！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寇。良时不再，王其图之。应俘获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给赐本国将士，用申赏劝。[20]
此诏书亦收录于《宋太宗实录》卷三五、[21]《宋朝事实》卷二〇，[22]以及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三，[23]然文字有详简异同之差别。现将此四书中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诏书之文字有异者列成下表，对勘其间文字，可明白看出元史臣改纂宋史料中违碍文字之手段及用心。
续表
比较上述文字，可见：
（1）《高丽史》所载之诏书似当为原始文字，但亦略有删略。
（2）宋真宗时修《宋太宗实录》，已对原诏书文句有所修饰，以从文雅，如改“侵败王略”为“敢拒皇威”，改“幽蓟之地，中朝土疆”为“幽蓟之地，本被皇风”，改“多故”为“多虞”等。《左传·成公二年》曰：“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杜预注：“略，经略，法度。”故“侵败王略”虽有出典，然不及“敢拒皇威”含天子征伐四夷之义。而改“中朝土疆”为“本被皇风”，除使文辞雅训外，亦为突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之义。至于“多虞”义指多忧患、多灾难，显然其义较“多故”为长。
（3）因修撰《宋太宗实录》之时，宋、辽仍为敌国，故而诏书中辱骂契丹之文字未变，如“戎丑”“胡虏”“犬羊”等词。但由于蒙古人亦以“北戎”入主中原，故于撰修《宋史》时，元代史臣便将此诏书中辱骂同为“北戎”之契丹的有关文字大做删改。如改“戎丑因而盗据”为“夤缘盗据”，改“胡虏”为“犷俗”，改“犬羊”为“边疆”，改“垂亡之虏”为“垂亡之寇”，改“虏获”为“俘获”等。虽《宋史》元至正本中《高丽传》部分已佚，然明成化本之文字同，可知此改字当为元史臣所为。此后清廷大肆改纂、删削前朝人诗文中蔑视、辱骂契丹、女真之文字，实承元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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