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李攸《宋朝事实》撰于南宋初年，据清馆臣《宋朝事实提要》，本书“第原本久佚，惟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下者尚存梗概，而割裂琐碎，莫由考见其体例”，清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为二十卷。[24]对比《宋朝事实》与《宋太宗实录》《宋史·高丽传》所载太宗此诏书文字，显见其与《宋太宗实录》关系密切，但亦有少许文字出入，故推测《宋朝事实》之有关文字当源出《三朝国史·高丽传》，而非自《太宗实录》抄录。只是清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录《宋朝事实》佚文时，依当时惯例对原文有关文字大加删修，如改“蠢兹北裔”为“蠢兹北方”，改“戎丑”为“契丹”，改“胡虏”为“朔漠”，改“犬羊”为“境壤”，改“垂亡之虏”为“垂亡之敌”，改“虏获”为“掳获”。其中“虏获”即“掳获”，然仍加一提手旁，可见改字力度远过于元人。
三 宋“国史”以外的其他史源
从上述《欧阳修传》的比对中可见《宋史》之文字有多于宋《国史》而别有所据者。此在《宋史》中也颇有记载，如：
卷七〇《律历志三》有云：“大中祥符三年，春官正韩显符上《铜浑仪法要》，其中有二十四气昼夜进退、日出没刻数立成之法，合于宋朝历象，今取其气节之初，载之于左。”[25]
卷七一《律历志四》云：“历晋及隋、唐，律法微隐。宋史止载律吕大数，不获其详。今掇仁宗论律及诸儒言钟律者记于篇，以补续旧学之阙。仁宗著《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述七宗二变及管分阴阳、剖析清浊，归之于本律。次及间声，合古今之乐，参之以六壬遁甲。”[26]
卷一四二《乐志十七》云：“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27]
卷一四五《仪卫志三》注云：“左山商氏家藏宋人《青城》《圜坛》《太庙》三图，其布置行列，极为详备，因附卤簿之后，庶览之者可以考一代之制云。”[28]
卷四八五《外国传序》称“前宋旧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虽偭乡不常，而视金有间，故仍旧史所录存焉”。[29]而卷四八六《夏国传》“论曰”又云：“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捂，则阙疑以俟知者焉。”[30]
除官史外，私家史书亦复不少，著名者如北宋九朝史实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专记两宋之际与金和战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元人修史时，又从江淮民间进行有关宋代史书之采访、搜集，获得不少野史、笔记、文集等。如元刘诜《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中称元“修辽、金、宋三史，诏求天下故史遗文。大朴（危素字）实衔朝命来江西，至庐陵，求礼部（邓光荐）所为书”。[31]据明杨士奇《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称：
右《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宋礼部侍郎兼学士院权直吾郡邓光荐撰。光荐……与丞相同朝，此传多本于丞相所自述，故特详实。而后来作《宋史》，又多本于此云。[32]
此亦成为修撰《宋史》的重要史源。
综上而言，宋“国史”以宋历朝《实录》为主要史料来源。而宋“国史”之传、《实录》附传，大抵皆依据私家所撰之行状、墓志等而成。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有云：
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东都故事·赵普传》，与正史迥然如两人，正史几可废。
但此类“国史”所载与私家记述相互抵牾的出现，大体出于编撰“国史”之传时未取材或不全取材于行状、墓志、家传之类私家文字。下面即以《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33]与朱熹《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34]的部分内容做一对比，以分析此两篇文字间之承袭关系。
续表
由上表比对可见《宋史·范如圭传》与朱熹《范公神道碑》文字之渊源关系。虽然《范公神道碑》文字可能首先为《中兴四朝国史》所取材，然后为《宋史》所沿袭。
此外，《玉海》卷六一《绍兴进至和嘉祐章疏》载：“二十八年（1158）冬，利路提刑范如圭奏汉《胎养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选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进。明年九月甲午，右相陈康伯奏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3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绍兴二十九年“九月甲午，陈康伯除右仆射面谢，因及范如圭所进嘉祐、至和章疏，高宗问：‘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言之不尽，故类聚以进呈。’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宸断坚决乃可。’高宗首肯之。（原注：《康伯附传》。）”至三十年二月，始立皇子，封建王。[36]又吴泳《鹤林集》卷二二《缴进嘉绍本议状》亦云：“绍兴二十八年，范如圭言广嗣、建储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三十六通，囊封以进。或以越职为如圭危之，独陈康伯对上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言之不尽，故类聚以进呈。’圣心感悟，立子之意遂决。”[37]可证所谓范如圭上“至和、嘉祐间名臣章奏”，高宗感悟，“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实属朱熹撰《范公神道碑》时有意移易岁月，而以之为范氏之功，不可据为信史。且“如圭可谓爱君之至”乃宰相陈康伯所言，朱熹为增加分量，改为天子所言，而《宋史》依据朱熹所云，并为突出范如圭为国忘身之忠心，添加“以此获罪，奚憾”一语，且将“爱君”改为“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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