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本《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载上都“西禅寺：裴孝源云，有孙尚子画”。据日人冈村繁考订，此处自禅定寺至延兴寺诸条（包括本条）皆后人以《贞观公私画史》羼入，非张彦远原文；“西禅寺”，《画史》原本作“隋西禅寺”。冈村繁认为：隋西禅寺“不知与唐的哪个寺院相对应”。[31]即在唐代，长安已无以西禅为名的寺院。正因为如此，尹占华校注王建此诗，即认为：“‘西禅寺’当为‘栖禅寺’之讹，脱‘木’边。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五：‘逍遥栖禅寺在（鄠）县东南三十里，后秦弘始三年置。’”[32]按：鄠县虽是京兆府属县，然“东北至府六十五里”[33]，已是长安远郊。王建既然在鄠县登阁，为何却引六十多里外月灯阁来类比呢？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八《数目故事》“三小川”条：“近京城胜游之处，一曰御宿川，在长安南四十里上林苑……二曰樊川，在长安南二十五里……三曰川，在长安东南三十里，《地理志》：‘川，即浐川也。’有南亭、北亭、龙首渠堰、月登阁、鸣犊镇。”[34]可知月灯阁确在浐川，是近京城三大胜游处之一。只是由于《类编长安志》《四库全书》未收，其点校本又只将目录所列大小条目编为索引，月灯阁的“灯”字又书作“登”，以致无论利用电子检索，还是使用纸本索引，都未能方便地检到罢了。
大中末襄州元宵的“山灯”
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三首并序》：
尚书东苑公镇襄之三年，四维具举，而仍岁谷熟。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时从事及上客从公登城南楼观之。初烁空焮谷，漫若朝炬，忽惊狂烧巻风，扑缘一峰。如尘烘斾色，如波残鲸鬛，如霞驳，如珊瑚露，如丹蛇蚑离，如朱草藂藂，如芝之曲，如莲之擎。布字而疾抵电书，写塔而争同蜃构。亦天下一绝也。成式辞多嗤累，学未该悉，策山灯事，唯记陈后主《宴光璧殿遥咏山灯》诗云：‘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辄成三首，以纪壮观：
风杪影凌乱，露轻光陆离。如霞散仙掌，似烧上峨嵋。道树千花发，扶桑九日移。因山成众像，不复藉蟠螭。
涌出多宝塔，徃来飞锡僧。分明三五月，传照百千灯。驯狖移髙柱，庆云遮半层。夜深寒焰白，犹自缀金绳。
磊落风初定，轻明云乍妨。疏中揺月彩，繁处杂星芒。火树枝柯密，烛龙鳞甲张。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
见宋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七，其下接载温庭皓、韦蟾奉和之作各三首。
“山灯”，元宵节夜扎制成山形的彩灯，至宋，亦称鳌山。襄阳一带有事山灯的传统习俗。《大唐传载》载，早在贞元、元和之际，“于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
诗序极力渲染山灯自开始闪烁以致漫山遍谷直抵峰顶的神速，又连用八个“如”字，比喻灯光色彩和形象的新奇古怪，变化万千。而顷刻之间组写或组画而成的文字和宝塔形状，更是这场灯会的绝妙亮点。诗和两人的奉和，又以各种手法，从各个角度，对山灯做了更具艺术性的描绘。
诗序提到的陈后主《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亦载同书同卷，如下：“照耀浮辉明，飘摇落烬轻。枝多含树影，烟上带玲生。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园中鹤采丽，池上凫飞惊。”两相比较，则襄州这次山灯，显然规模更为宏大，而段成式等对山灯的抒写，显然也远较陈后主来得瑰丽且气魄雄伟。
“尚书东苑公”，徐商也。徐商是带着户部尚书这一检校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的，故被称为“尚书”。新旧《唐书》本传都载他曾被封为“东莞子”，“东苑”乃“东莞”之误。“子”是封爵，而此处之“公”不过是一般尊敬。李隲《徐襄州碑》：“大中十年春，今丞相东海公自蒲移镇于襄，十四年诏征赴阙。”“十四年”，《文苑英华》卷八七○、《全唐文》卷七二四原皆误作“四十年”，《唐方镇年表》卷四引用时已以理校正。其拜相在咸通六年六月庚戌。“东海公”，称郡望也。
既然徐商大中十年春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之三年……百姓请事山灯”，其“事山灯”当是大中十二年（858）的上元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认为，此时成式仍在处州，至大中十三年方闲居汉上，观山灯当在大中十三年。
段成式是以什么身份观山灯的呢？《唐诗纪事》卷五八《温庭皓》：“尚书东苑公镇襄阳，成式、庭皓、蟾皆其从事，上元唱和诗各三篇。”谓其系徐商使府的幕僚。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则辨其“误”。诗序提到：“时从事及上客从公登城南楼观之。”既非“从事”，那就是“上客”了。而居然以“上客”自称，似又不合情理。若确是“从事”，则以卸任刺史而充使府幕职，似也不怎样见有前例。或者段成式并未正式入幕，但却经常在府混事。第三首诗最后两句：“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表明他并未以卸任的前刺史，而只是以“穷愁读书者”自居，同时又表达了请徐商略施援手的愿望。而和诗的两位作者，倒都是使府的正式幕僚，韦蟾为掌书记，温庭皓则只被泛称为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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