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商在襄州五年，其幕府物色了不少当日颇有声望的文人，还有一些并未正式入幕的士人围绕在他的周围，彼此经常唱和，其作品且曾结集行世。《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汉上题襟集》三卷：唐段成式、温庭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就山灯所作的唱和，不过是其中颇有声色的一次而已。
* * *
[1] 《旧唐书》卷七三，中华书局，1975，第2589页。
[2] 《新唐书》卷九八，中华书局，1975，第3893页。
[3] 张：《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1979，第61页。
[4] 《后汉书》卷五九，中华书局，第1935页。
[5]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61，第1233页。
[6] （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第47页。
[7] 《隋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73，1413页。
[8] 《隋书》卷五七，1414页。
[9] 《隋书》卷五七，1414页。
[10] 《新唐书》卷七三下，第3005页。
[11] 《隋书》卷五七，第1414页。
[12] 《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第2589页。
[13] 《新唐书》卷九八，第3893页。
[14] 《新唐书》卷一九四，第5565页。
[15] 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05页。
[16]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第280页。
[17]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第153页。
[18] 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62页。
[19] 傅振伦：《刘知幾年谱》，中华书局，1963，第14～15页。
[20]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第187页。
[21]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738页。
[22]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第167页。
[23] 《说文解文》卷八《新附》。
[24] 《新唐书》卷二二一，第6245页。
[25] 张永禄：《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6]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20页。
[27] 潘孝伟：《唐代体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第19页。
[28]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68页。
[29] 林思桐：《唐代的月灯阁球会》，《体育文化导刊》1983年第2期，第42页。
[30]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2007，第112页。
[31] 〔日〕冈村繁译注《历代名画记译注》，俞慰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93页。
[32] 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第261页。
[3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1983年，第29页。
[34]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三秦出版社，2006，第254页。
历史学如何算起来？
——从北宋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等数字说起
张邦炜
“让历史学算起来！”这一近乎口号式的呼声，近年来颇具感召力。实话实说，呼声尽管响亮，但本人无太多新鲜感。虽然从前并不知道，1922年，梁启超便倡导“历史统计学”[1]，但早在55年前，我就算了起来。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金宝祥先生当即告诫：“古代某些数字是算不清楚的，如粮食平均亩产量之类。”本人自来是个不大听话的学生，依然故我不回头，硬着头皮往下算。而今回顾这桩往事，有些体验和感悟，率尔写在下面，对青年学子或不无可参考之处。
我步入研习宋史之门，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当时众口一词：宋代“积贫积弱”。但我一接触基本史籍，宋代“弱而不贫”之感油然而生。宋人往往炫耀：本朝“生齿增息”“户口繁多”“田野日辟”。诸如此类，举不胜举。然而要证实宋代果真“弱而不贫”，仅仅列举这类略带夸张的片言只语，难以令人信服。即使采用当时通行的举例论证法，说服力也不强。与试举例以说明之相比，数据论证法无疑更科学、更简明、更有力。于是，我患上“数字饥渴”症。
正当痛感举例论证法局限性不小，试图让数据说话，又不知如何入手之时，前辈学者汪篯先生仿佛深知我等之心，当即现身说法，率先垂范。汪先生治学有一大特色：“非常注意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数量关系，经常进行各种统计和计算。”[2]1962年，数月之内，汪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接连发表《隋代户数的增长》《唐代实际耕地面积》等四篇“隋唐史札记”[3]。当年，这四篇札记影响力大、波及面广，被称为在历史学界产生轰动效应，并不为过。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子和学者，跟着汪先生算了起来。只因“文革”赓即爆发，这些统计、计算结果到70年代、80年代之交才陆续公布于世。
我从60年代初开始算，一直算到70年代末。在吸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统计、计算出四组数据。（一）北宋耕地面积扩大：唐代800万顷～850万顷[4]，北宋1460万余顷[5]，北宋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即6亿亩。（二）北宋粮食平均亩产量提高：北宋“大约中岁亩收一石”。[6]汉、唐两代也大体如此，但因宋量大于唐量，更大于汉量，北宋粮食亩产比唐代增长25%，比汉代增长近一倍。（三）北宋年粮食总产量增加：汉代约320亿斤[7]，唐代约595亿斤，北宋约1284亿斤。北宋比唐代翻了一番还多，比汉代增长三倍有余。（四）北宋人口增多：汉代、唐代均不过6000万人，北宋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亿人大关。“人多好种田”，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人手的增加。依据这些数字，进而得出结论：北宋超越汉、唐两代，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一次经济腾飞，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相互争妍丽。对于这些数字，本人并不十分自信，因而在文稿中特意加上一句话：“从绝对意义上讲，这些数字并不一定可靠，只是些近似值，但就相对意义而言，它们所展示的趋势是确实可信的。”[8]谁知这些数字公布不久，某些学者竟一再引用。如金观涛、刘青峰试图证明“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惊人的”，便以此为主要例证之一，并据此进一步推算出人均占有粮食量，唐代近1000斤，宋代近1300斤[9]。实不相瞒，本人当时不免沾沾自喜，因而信心倍增。从此连年在课堂上反复予以讲述，心里美滋滋，有些得意感：别人讲北宋农业生产的发展，总是举例，什么占城稻的推广以及踏犁、秧马、龙骨车等等，而我用几个简要的数字就说服学生，驳倒宋代“积贫积弱”论。若干年后，反躬自省，才发现上述四组数据，除第四组系学界通常说法而外，其他三组均不可信。2008年，在将《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收入《两宋史散论》[10]时，我索性把这些数据统统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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