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
也。”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治末不治本，舍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
第五十七章注）。就只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和衰败。
抓住“本”这个治国根本，最终实现“无为而治”。在实施过程中，它并不是
僵死的教条。针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王弼认为还应有灵活性，要有应变的能力。
“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造变通
爻》）对各种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方法灵活处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权者，道
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论语·子
罕》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权力的运用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合乎“道”，
所以应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
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
（《周易·随卦》注）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必然自取灭亡。“为随而不
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同上）可见正确估计形势，正
视现实，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处于乱世（或各种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变革的创始时期，一国的君臣、有为
之士还应奋发有为、刚健积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应天顺民。“夫能辉光日
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刚也”（
《周易·小过》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刚健有为，创立新制。“革去故而鼎取
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
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
然后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制度也应顺应时势合理制定，这才能走向
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创始阶段，需要确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级。“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
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
这样，“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
古朴散之时如此，变革时期也是这样，一执古之道，可以彻今，虽处于今，可以知
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鉴古制，根据时代需要创建新制，“创制不
可责之以旧”（《周易·蛊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创新，这是君王有为
之时。
制度确立之后，就应该无为而治。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万物以自然为
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
《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圣人达自然之性，杨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
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
十七章注）。只要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就不会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社会，社会
就会得到治理和发展。相反，只会失败。所以，“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
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无为为居，以
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无为与顺应自然
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
治理得法可以使国家局势稳定。安定可以使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国
之所以安，谓之母”（《老子》第五十九章注）。作为国君，首先要能胸怀全局，
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
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老子》第四章注）。要有远见卓识，
而又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尤需“以清廉导民，令去其污”（《老子》第五十八章
注）。不刻意追求好名声，如果“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第四十四章注）。
不要为名利而亡其身。要做到“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周易·颐卦》注）。
“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周易·大有卦》注）
国君的形象和威信是靠自己的行为树立起来的。如果用人得当，国家自然大治。
国君用人，先无要大公无私，“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举），则去之与（举）
来皆无失也”（《周易·比卦》注）。罢免和提拔都以贤能为标准，“不以物累心，
高尚其志”（《周易·大有卦》注）。就不会出差错。“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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