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
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
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
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
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
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
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
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
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
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
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
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
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
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
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
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
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
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
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
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
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
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
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
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
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
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
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
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
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
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
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 五经正义传典型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
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
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
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
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
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
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
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
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
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
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
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
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
的高级教官。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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