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
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
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
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
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
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
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
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
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
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
五礼，进爵为子。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
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
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
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
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
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
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
《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
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
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
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
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
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
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
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
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
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
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
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
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
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
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
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
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
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
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
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
《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
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
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
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
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
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
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
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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