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
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
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
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
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
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
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
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
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
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
《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
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
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
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
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
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
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
《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
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
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
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
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
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
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
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
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
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
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
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
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
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
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
《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
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
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
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
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
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
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
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
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
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
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
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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