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
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
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
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
之弊，革礼之薄”。
这样，啖助把前人的种种《春秋》宗旨说统统打倒。前人多认为《春秋》之旨
在于复兴周礼，而啖助却强调《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求周失。他说：。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认为在这一认识上，杜预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
虽然话是说对了，但“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
这样，就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唤氏所说的关键之点，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
不是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
“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的“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
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
物的评价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
更大。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
主张，以旧瓶装新酒。这种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于《春秋》学
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氏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
君，不可以训”，陆淳《微旨》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
请王以狩，忠亦至矣。”这样，通过发挥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
“忠道”。所以陆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注]。
对于啖助所论的《春秋》宗旨，赵匡略有异议。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
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
婚娶违礼则讥之，这是“兴常典”。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
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因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
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
“体”而寓褒贬。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
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可知赵匡比啖助更强调“褒贬”[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
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
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
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
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
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
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
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
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经》经旨
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
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
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
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
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
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
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
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
“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