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刘囗《春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
陆氏学说。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
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
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
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经学革新，对后代特别是宋代《春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
种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的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多拘泥于对字句
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探讨。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学“五经”之一，研究者必
须对其中隐含的义理作出自己的阐释。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政
治提供理论依据。而政治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
变化，否则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
立起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
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
《春秋》分为三派，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对“微言大义”的阐发，
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派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即使一传
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
派别，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
再死守传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释经文，即“舍传求经”。但他们并不完全
弃传注于不顾。对于三传，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公、谷，合则留，不
合则别出胸臆，另作解释，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
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
自啖、赵、陆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
韩愈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台传注经更为彻底。
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
《春秋折衷论》。这类书意在调和三传，对它们进行裁决，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
矣”[注]。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春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
传就经或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如孙复、孙觉、刘敞、崔
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
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皮锡瑞说：“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
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
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注]啖、赵、陆的《春秋》学方法的
影响还波及到五经。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给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
[注]。
啖、赵、陆的《春秋》学虽然得到部分勇于创新的学者的热烈喝采，但是，他
们受到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如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
日‘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
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困而倡兹世，则诬。诬
与团，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
纷，助所阶已。
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赵匡、陆淳等人《春秋》学的要害。
他们虽然克眼了过去经学中繁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走入另一个极端，造成解
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今存陆氏三书中多有反映。因此，对他们的
经学研究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
（杨世文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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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巨擘 韩愈
（769—824）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苏轼在
《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赞扬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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