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
元与他结交，谈禅论道，诗文唱和。此外这里还常有一些过往的僧人，也与柳宗元
关系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长安时就与僧侣有交谊。这时他正值
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闷，加之每天面对的是青灯梵呗，相处的是禅僧，促
使他对佛教教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
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
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
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
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
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
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
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
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
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瘼的士大夫在困境中不
屈不挠的品格。因此，在永州期间，柳宗元很快从悲观失望中振作起来，内心中始
终抱着“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注]的信念，孜
孜以求，希图进用。而且能排除困难，自强不息，进行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
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
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
《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
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
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
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
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
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
利乎人”[注]，“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注]，等一系列闪耀
着人本主义精神
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
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
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
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
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
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
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注]柳宗元对于推动“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领
域，提高“古文”的艺术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他与韩愈的文学见解非
常相似，同样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论》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
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我所陈，皆自谓近道。
他把“学古道，为古辞”[注]统一起来，主张“言道讲古穷文章”
[注]，把阐
扬儒家圣人之道，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文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后几年，全国政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韦贯
之自尚书右丞拜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对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较
为同情。据《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载：“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
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当时的执政正是韦贯之。诏命下
于元和九年十二月，而传到永州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了。
身在贬所十年不归的柳宗元得到征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在一首
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纪，新诏下荆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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