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的荐举，已准备离开柳州。但由于长期的流谪毁坏了他的身体，柳宗元终于没
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甚至没能实现有生之年返回故乡的愿望，满怀无限的愁绪
死于柳州。死时年仅47岁，时间是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他从青年时代就
立下了“辅时及物”、“兴功济世”的理想，并满怀热情地去见诸实践。但时代没
有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使他的才不得施，贬斥终生，赍志以殁，这不仅是柳宗元
一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柳宗元临死时，曾写信给好友刘禹锡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注]把自己的全部著作托付给他。刘禹锡将他的遗著编纂为《柳河东集》30卷，并
亲自作序。宋代世采堂刻本则分为45卷，外集2卷。柳宗元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而且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天说》、《答刘禹锡天
论书》、《天对》、《贞符》、《非国语》、《封建论》、《时令论》、《天爵论》、
《断刑论》、《与韩愈论史官书》、《与吕道州论非国语书》等。侯外庐编的《柳
宗元哲学选集》（中华书局，1964年版）辑录他的哲学著作较为全面。
三、出入百家 归于孔子
儒学发展到了唐代中后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传统儒学方法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一些儒家学者开始摆脱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解经模式，寻找对儒家经典
的新的解释方法，并重新思考儒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儒学发展的新途径。
早期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
研究，都反映了儒学革新的时代要求。从思想史角度说，早期古文运动至少为儒学
创新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要求文学应以儒学为
根本，为宣传儒学服务。一个是离开章句训诂之学，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而
以啖、赵、陆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否定《春秋》三传的权威性，以经驳传，按
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直接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对现实的启迪，
为现实服务。
柳宗元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思想上坚信儒家学说，在理论与行动的基本
方面，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
元为务”[注]，“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武丁）、文王、武王、周公、孔
子皆由之”[注]，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道统”，与韩愈之说相呼应。他认为，孔子
集先圣之大成，“夫子之道阂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侔大也”[注]他声称读书作
文“其归在不出孔子”[注]，一生努力为“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注]
。但他不赞
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条以矜世取誉。他特别强调通经以致用。在永州时，他曾在文
章中说：“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
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注]他认为，得到了官位，就应
该把平生所学的“圣人之道”付诸实践，这样才不辜负孔子的教诲。单单靠讲说诵
读，难以称之为儒。他又说：“仲尼之说岂易也？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斯
则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仲尼岂易言
耶？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注]他
鄙视仅得皮毛的学习方法，更看不起章句之徒。他提出要把握“孔氏大趣”[注]，
即要摆脱圣经贤传表面文字的束缚，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就是
所谓的“圣人之道。”
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
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
在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他批评言儒术者迷失了儒学的精神实质，使“道不明于天下”，儒学失去了人
心。他要为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呐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积极用世的政治态度和不重章句的学术思想，使他接受了啖
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在长安时，他从友人韩泰处得到了《春秋微旨》，
又从吕温处得到《春秋集传纂例》。他任礼部员外郎后，陆淳做太子侍读，他们居
处近邻，柳宗元拜陆淳为师。因此，柳宗元受到陆淳学派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深刻
影响。柳宗元极为推崇陆淳的著作，认为它们真正体现了“孔氏大趣。”他说：
“《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注]认为陆淳的著作真正发扬了《春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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