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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158)

  大义。他在《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中概括说,对于《春秋》三

  传论注疏说者百千人,著作“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

  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而陆淳与啖助、赵匡“能知圣人之旨,

  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

  是其德其不侈大矣哉!”他盛赞陆淳等人的治学方法为普通人学习“圣人之道”提

  供了简捷的途径,使人能真正把握“圣人之道”的真谛。

  柳宗元还接受了陆淳学派的怀疑精神,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和说法大

  胆怀疑,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之言,也往往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他对

  于自《诗》《书》直到孔、孟、董(仲舒),扬(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进行过

  批判。他还专门写了一部批判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的专著《非国语》。

  后来有人批评柳宗元“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圣贤

  的权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也对柳宗元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反对“党枯

  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解释儒经时除了不主一家外,进而兼取诸子百家。赵

  匡曾经主张“既通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学兼经史,达

  于政体”[注],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开阔视野。柳宗元受他们的启发,认为“儒墨

  名法”各家都具有“有益于世”的内容[注]。他又说:“杨、墨、申、商、刑名、

  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柳宗元身上较少酸腐之气、

  文化心理上不那么狭隘,对待异质文化不像韩愈那样简单排斥。他从古代各种文化、

  各家学说中汲取了优秀的营养,对他政治上主张变革,思想上融合儒佛,文学上勇

  于借鉴、大胆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批判天人感应 恢复儒学原旨

  传统儒学紧扣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以仁义礼乐为价值体系,干预社会政治

  生活,努力于社会风俗的改善,重人道、轻天道,所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合在一起,提出“尽心”、

  “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天人相通的目的。但孟子所说的“天”还不是有目

  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荀子更强调“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

  “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的光辉思想。因此,先秦儒

  学始终洋溢着理性的精神。但到了秦汉以后,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先秦儒学

  的理性主义精神被泯没不彰。天被描绘为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

  人间的祸福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这种“天人感应”思想虽经王充等唯物论者的批判,

  但一直在汉唐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儒学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连韩愈也信

  守这种天命论,将人的贫富贵贱归之于天命。认为“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祝与

  福存乎天”[注]。在柳宗元时代,“务言天而不言人”,推天引神的风气泛滥,柳

  宗元继承荀子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剥落笼罩在儒学头上的

  神学外衣,还“圣人之道”以本来面目,恢复儒学的“人学”特征。

  柳宗元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对天人感应、鬼神迷信进行

  了全面的批判,发扬了葡派儒学的理性精神。在宇宙论问题上,柳宗元认为,关于

  悠远而渺茫的宇宙起源问题,虽然有过许多荒诞的传说,但都不足以信。事实上,

  昼夜交替、万物生成,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外在力量使其如此。

  他以《天对》为题,对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系统的解答:“本始之

  茫,诞者传焉。……囗黑晰砂,往来屯屯。囗昧革华,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所

  以,“天”“地”都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

  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天说》)

  解决了宇宙观的问题,天人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神学目

  的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命运是由上天掌管,人的自由被神剥夺了。柳宗元的宇宙论中

  已经排除了一切造物主的地位。他说:“天地,大果囗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

  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

  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天说》)因此,人间的祸福完全由人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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