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人为他购置的园宅，规模并不很大，他“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日安乐窝。”
（《宋史·道学传》）当然，既称“安乐窝”，可能收入不止仅给衣食，至少是比
较优裕。不过，这只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
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觉得十分满足，如他在《击壤集》的《后园即事》中说：
“太平身老复何优，景爱家园自在游，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休。竹侵旧
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因此将自己的
园宅称为“安乐窝”，又自号“安乐先生”。这说明他不但不以做官为荣，而且不
谋取功利的态度。
这位安乐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闲自在，“旦则焚香燕坐，脯时酌酒三四瓯，
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同上）别有一番情趣。于春秋时节，
出游城中，风雨时不出门，出游时乘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喜欢到哪就到哪，行无
定所，无拘无泥。由于他在洛阳结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学者，并在这些人之中
享有声誉，受到“雅敬”，当他乘坐的小车出现，“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
无论童孺家仆，都欢喜地说：“吾家先生至也。”又据《宋人轶事》说：邵雍每当
“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
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争竞，
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餍饫数日。复游一
家，月余乃归。”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缘之美。据说当时有十余家为他准备了像“安
乐窝”一样的住所，随时接待他的到来，名曰“行窝”。邵雍去世后，有人写挽词
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自此以后，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
十分逗人喜爱的客人，他们对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从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乐观、随和，与世无争，不求荣利，安时顺处的
人。但若从更深层的情况来看他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却又另有情由。作为一个思想
深邃的思想家，他对历史、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万物都有更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他对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复杂性更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因此，对自己应该怎
样立身处世，自有一套人生态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能够安时顺处，
自寻乐趣，是因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许多阴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
己为要的处世哲学。关于这一层，可从《击攘集》的诗篇中看得明白。如《安乐窝
中吟》组诗中的第一首云：“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
“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他的职分就是在安乐窝中写作《皇极经世》
和看花、饮酒、赋诗。于外一切，皆无兴趣。
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
乐和狂放不羁，而是适可而止，很有节制。在饮食方面，只是每日哺时（申时）饮
酒三四瓯，微薰即止。他说：“酌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
用，也能康济自家身。”又有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安
乐窝中吟》第十一首）。“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技”（同上）。朱熹对
此有看法说：“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离技’是也”。有学生
问朱熹：“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朱熹说：“因是，康节固有三诗称赞子房。”
这说明邵雍只是求乐，而不是享乐主义者，只是对人生采取达观态度，故而能够自
待其乐。他还有诗写道：“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日无忧”，这也说明他为什
么不重名位，能够清虚自守。邵雍的处世态度的确受张良之影响，难怪朱熹说他
“有个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语类》卷100）。邵雍曾在《张子房吟》中称赞张良
是一个“善始又善终”的人，这就是一证。由于他既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又善于同
一些上层人物融洽相处，当时的著名大臣有诗说：“先生不是闭关人，高趣逍遥混
世尘。”（《邵子全书》卷20）。这无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世态度。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虽然同旧党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也不赞成王安
石的新法，但不应该把邵雍同旧党官僚相提并论。邵雍为人宽厚，遇事不走极端。
如他重病时，敌视新法的程颐去看望他，问道：“从此永诀，列有见告乎？”邵雍
“举两手”示意说：“前面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著身外，况能使人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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