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使之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
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和二程一样,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
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
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
卷70。下引此书简称《文集》)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
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
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理无所不在,这是对二程理一无论的继承和
概括。
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极”这个概念,认为“太极”是“理”的总体。
他说:“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下引此书,简称《语类》。)
他还认为“太极”是“理”的最高体现;“至于太极,则又初无形象方所之可言,
但以此理至极而谓之极耳。”(《语类》)这就进一步完善了理一无论的世界观,
使之更加完备。朱熹的理一无论哲学体系,主要可分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理与气、理与事的关系上,主张理气统一。为此,他借用了张载气化
论的思想资料,对理本体论的世界观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论证。其论证方式分两个步
骤:
第一步,就具体事物而言,朱熹断言“万物皆有理”,如在自然界,四时变化,
“所以为春夏,所以为秋冬”是理;在动物界,“甚时胎,甚时卵”是理;在植物
界,“麻、麦、稻、粮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瘠,厚薄,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
(《语类》)这些“理”都是指具体事物的“当然之则”及其“所以然”之故。他
说:“至于所以然,则是理也。”(《语类》)这都表明理是事物的必然规律,也
说明“理”在“气”中,“道”在“器”中。朱熹说:“理是虚底物事,无邪气质,
则此理无安顿处”,“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
搭处”。“有理而无气,则理无所立。”(《语类》)在这里,朱熹认为“理”寓
于事物之中,把“气”当做“理”的安顿处,挂搭处,立足处,主张“理未尝离乎
气”,“道未尝离乎器”、认为具体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这一思想是正确的、
合理的。
第二步,从理本体论的角度看,朱熹则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
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语类》)说明理气虽然不可分离,
但理是具有无形体特征的精神抽象,“气”是有形体特征的物质现象。就精神和物
质形体的关系而言,岂能无先后之分?他又说:“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但推上去
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语类》)所以朱熹还是认为“有是理后生是
气”。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
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从逻辑上强调了理在气先,“理”和“太极”
是产生万物、支配万物的根本,“气”只是形成万物的具体材料。这样,朱熹就从
宇宙的本原、本体上否认了理不离气,而坚持了理为本的客观唯心论。
在“理”和“物”的关系上,朱熹强调“理”在“物”先。他说:“无极而太
极,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这里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
(《语类》)在宇宙万物形式之前,只是无形而实有的“理”存在着,“未有天地
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
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语类》)。这说明“理”存在于天地形成
之先,是产生天、地、人、物的总根源。
“理”“事”关系也是如此。朱熹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
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得有君臣父子,却族
道理入在里面。”(《语类》)从常识上讲,“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无论如何都
讲不通,因为任何思想和道理都决不会凭空而来,如朱熹所讲的“未有君臣已先有
君臣之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朱熹这种“理在事先”的思想,只不过是他颠倒
了的世界观的最高体现,为了证明封建道德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不仅存在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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