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浚，字德远，徽宗时进士，做过南宋高宗、孝宗两期的丞相，一生以恢复中
原为职志，在他主持政务和执行军务时期，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选拔重用韩世
忠和岳飞等抗金名将，对稳定南宋统治作出了贡献。张栻从小就随父辗转各地，后
来才定居于衡阳。出生于这样家庭的张栻，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公元1163年，孝宗继位，张栻“慨然以奋战仇虏，克服神州为己任”（《宗文
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这时他父亲再被起用（这以前受秦桧
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谪贬20年）开府治兵，都督军事，张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
外参庶务，其可综画，幕府之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宋史·道学三》）他秉承
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曾因军事入奏，进言孝宗，激励孝宗“上念宗社之仇
耻，下闵中原之涂炭”（同上），要求孝宗励精图治，革除因循之弊，报仇雪耻，
匡复社稷。这次入奏，得到孝宗赏识，于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张浚
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于第二年含恨去世。张栻办完丧事，又屡次上疏言事，鼓
励孝宗坚持抗战决心，总结失败之教训，明赏罚，悦人心，充士气，“誓不言和，
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同上）其后，又多次上疏，要求坚持抗金，反对和议。
他说：“自虏入中国，专以‘和’之字误我大机……谋国者不可以不知也。”（
《南轩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朝廷的抗战决心不坚定。
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虽折不挠”，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张栻的主战，
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
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
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
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
本。”（《宋史》本传）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从军事上
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
必须爱护民力，减轻其劳役负担，并且“不伤其财”，减轻其经济负担，让老百姓
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后方不
稳，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的建议是很有卓识远见的。据《来史》记
载；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
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于遐迩，从学者达几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
规模。乾道五年（1169年）又由刘珙推荐，除知抚州，未及上任，又改知严州（今
属江西），次年招为吏部员外侍郎，并暂时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讲。在京一年，
得孝宗召对达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谈。”
（同上）在这段时间，他做了几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70
年），虞允文认为敌势衰弱可图，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金国，以索取徽、钦二帝陵寝
为名，要金人归还洛阳、巩县等失地，“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
（同上）。独张栻不怕打击排斥，进见孝宗皇帝，陈述了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
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
连年，盗贼四起”（同上），张栻答对说：“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却知之
矣。”孝宗曰：“何也？”张栻答曰：
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盛，而国家兵弱财匾，官吏诞漫，不足倚赖，
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今日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
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且必治其实而
不为虚处，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同上）。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内连年天灾严重，民贫日盛，国家兵弱财匾，并
且官吏荒诞很不可靠。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没有足以屈服敌人的实力。正确
的做法应该是修德立政，用兵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先作好准备，使自身有了足
够的实力，才可战服敌人，收复失地。孝宗为他的高见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
切实际的错误意图。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际是大量掠取州县财赋，
致使远近骚然，士大夫争相指责其为害，张栻也向皇帝陈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
正志的蛊惑，认为只是取之于诸郡县的财赋，不是取之于民。张栻说：“今日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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