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心”的主宰作用，目的是调和二者的分歧。然而，客观唯心
论与主观唯心论虽然同属于唯心论，二者尽管可以相通，但最终仍然是不一致的，
“鹅湖之会”曾企图调和朱、陆之间的分歧，使之会归于一，结果还是未达到目的，
这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过，在吕祖谦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则作出了尝试，但在实际
上却是融“理”于“心”，自然偏向了“心学”一边，因为他的基本观点同陆九渊
的“心即理”的命题及其论证方法基本一致。其不同之点是承认了“理”是宇宙万
物的普遍原则，是超时空的绝对存在。其与朱熹不同之点，还表现在他更相信“天
命”，并且提出了“理即天命”的说法。
在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中，也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
由于“吕学”不私一说，其眼界比较开阔，态度比较客观，吕祖谦不仅容纳了
“理学”和“心学”，同时还吸取了永嘉学派的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如在宇宙万物
生成的问题上，认为万物都是禀受了天地一元之气而产生的。他说：“推本原而言
之也，万物无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哉坤元，万物资生，故曰
万物父母也，人为万物之灵者，一元之气覆冒，初无厚薄，得之全者为人，得之偏
者为万物也。”（《增修东莱书说》卷14）。在理气关系上，吕祖谦主张理不离气。
他说：“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气无二气，理无二理。然物得气之
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全。”这里不但承认了理不离气，而且承
认了“理”的“偏”或“全”是由气的“偏”或“全”来决定的。此外，在形神关
系上，他还坚持了“形神相即”的观点。
在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中，也包含了一些辩证法思想，例如，他提出了“天下之
理必有对”的观点：“天下之理必有对，已立则物对，有对则有争。一矜其能，一
伐其功，则争之理存。盖矜伐者，争之对也。”（同上卷3）这里虽然仅仅以一矜一
伐之争说明理必有对，其用意是主张“无我”，要求不自以为能，不自以为功，但
他毕竟提出了“理必有对”和“有对必有争”的观点。在事物的矛盾统一问题上，
他指出了阴阳相互渗透的关系说：“向之疑以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为一耳；犹阳
之发现，阴之伏匿，阳明阴幽，常若不通。及二气合而为两，则阳中有阴，阴中有
阳，孰见其异哉？阴阳和而为而，则群物润，幽明合而为一，则群疑亡。”（《东
莱左氏博议》卷6）
四、注重实际 提倡务实致用之学
吕祖谦虽然是一个理学家，但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只是空谈道德性命。他的学说
一方面是“以性命之学起”，并且“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三德：“至德以为
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道恶”。三行：“孝行以亲父母”；“友
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的学规，但在另一方面又提倡治经史以致用。
他要求“学者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东莱博议》卷5）。他的思想有同陈亮事功之
学合拍之处。他晚年与陈亮结为挚友，“相互讲论切磋”，颇有共同语言。陈亮说：
“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
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陈亮集·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又说：“伯
恭晚岁于亮尤好，盖亦无所不尽，箴切诲戒，书尺俱存。”（同上《又甲申秋书》）
甚至还说：“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同上）。说明二人交情之深，思想交流甚
密，这对吕祖谦的思想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
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
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市，皆互相讨论，嗅味契
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宋元学案》卷60）吕祖谦的经世致用之学，不仅广
泛吸收了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同时还包容了唐仲友的“学务经世”思想。这说明，
吕祖谦不仅强调“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同时还强调“学以致用”。他说：
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须教以政，使之通达政体。……故国政
之有中者，则教之以为法；不幸而国政之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振救、
如何措画，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然后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后世自科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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