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中外欣然，幸得苏息”之时，在议和气氛掩盖着危机的情况下，陈亮的上
书自然被置之不理，然而他的“中兴五论”却被历代爱国人士所赞颂。《中兴五论》
说：“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
舆地不可以不复”，他建议趁当时金人内部混乱，“虏酋庸儒，政令日弛，舍戎狄
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情”的大好时机“早为图之”，
如果错过良机，恢复中原就不可能了。以后，他又上书四次，竭力反对南宋政府隐
忍事仇，苟且偷安与金人通和的妥协政策，他说：“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要求孝宗皇帝“不可苟安以玩岁月”（同上）他批判
主和派的悲观论调说：“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是“不识形势”（《戊
申再上皇帝书》），认为从历史上看分裂的局面不可持久，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大
趋势，在军事上，他反对以临安（今杭州）为京都，认为“坐钱塘浮移之隅以图中
原，则非其地”（《上孝宗皇帝第二书》）因为钱塘地势不利，一亮尝环视钱塘，
喟然叹曰‘城可灌耳’”（《宋史》本传），因此坚决主张迁都于建业（今南京），
这里有“据险临前之势”“如虎之出穴”可足以“成戎马长驱之势”（《戊申再上
孝宗皇帝书》）。他建议定都建业，经营襄、汉，作为防守和出兵北伐的基地。这
一建议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方孝儒在《读陈同前上孝宗四书》中评论说，当
时宋孝宗如能“用同甫，听其言，从其设施，则未必无成功”。
陈亮的几次上书不仅在抗金复国方面提出了正确的策略和政案，而且还以锐敏
的眼光，指出了南宋的政治腐败，士气不振，理学误事等积弊都与恢复大业息息相
关，指出这些因素都是造成“萎靡而不振”的政治和思想根源，针对这些问题，他
提出了一些革新措施。陈亮认为造成南宋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集团的因循守旧，
不思变法。指出南宋政治“大抵遵祖宗之旧，……不究变通之理”（《上孝宗皇帝
第一书》），结果是“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同上）。
为此，提出了革新变法的主张，认为“法令不必尽酌之古，要以必引”（《三国纪
年》），陈亮在《中兴五论》的《中兴论》里提出了如下的改革纲领：
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汰宦曹，尊老慈幼以
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
司以清郡邑；简练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
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率以充禁旅之数，调交总
司之赢以估军旅之储。择宗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扌束将佐以立军政，军
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唾，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
久而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来敢言以作天子之气；数间谍以得虏人
之情，括形势以动中原之心。
这个改革纲领共24项，对行政、经济、财政、军事、法制、风俗等各个方面都
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建议。陈亮在这篇《中兴论》中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做到以
上各点，“不出数日纪纲自定，比及两捻，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
“中兴之功，可跻足而须也”（同上）。
《中兴五论》发表于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这时陈亮26岁，此次上
书未被采纳，事隔十年，即淳熙五年再次上书，又把他的改革方案归纳为三项：一
是鼓动抗金复仇的士气；二是“国家之规模”即国家体制的改革；三是“任人之道”
即对人才的任用制度的改革。除第一项之外，第二和第三项体现了陈亮革新思想重
点。
关于“国家之规模”即国家体制改革，陈亮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宋朝高度的中央
集权造成的“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萎靡而不振”（《上孝宗皇帝第三书》）的
衰败局面。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权下，“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朝廷
有一政事，而多出于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于特旨”（《中兴五论》）。这样，
就形成了“圣断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囗
茸”（《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的局面。这种情况不仅使整个国家机器死气沉沉没
有生机，各级官吏不能充分地发挥其主动作用，“群臣救过之不及，而何暇展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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