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应，他又认为天理是“义”，人欲是“利”，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就是仁义
道德同利欲的对立。朱熹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观，提出了“王霸义利之辩”和
“理欲之辩”。朱熹认为，决定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坏，其关键是帝王
心术的好坏。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继承了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其心术
最好，所以他们“惟有天理而无人欲”，社会上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王道政治；
三代以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同上卷20《[附]寄陈同
甫书》）。此后历史便走上黑暗，社会历史陷入混乱局面，前者天理流行，为义，
是王道，后者人欲横流，是为利，为霸道。按照朱裹的观点，历史的演变是后退的，
人们品质愈往后愈低，因为三代圣人心传的道统失传了。因此，要挽救社会倒退的
危机，就只有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入手。
与朱熹针锋相对，陈亮从他的“道不舍人”的观点出发，批判了朱熹历史倒退
论，他说：“夫不为尧存，不为舜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之非人
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同上《又乙巴春书之一》）。在
这里，陈亮强调了社会规律不能“舍人而为道”，即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这是针对
朱熹认为三代君主能按尧、舜、禹所传的“道统”办事，实行“王道”，汉唐以后
的君主不按“道统”办事而行“霸道”而说的。他认为，道是不会中断的，因为它
不能离人而派灭，如果朱熹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就“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缺”
（同上《又乙巴春书之二》）。如此，则“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同上《又己已
春书之一》），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认为三代以下不仅不是混乱的黑暗时代，而
且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
（同上《又甲辰答书》），他们使国家统一，使经济文化得以空前发展，其“大功
大德因已暴著于天下”（同上卷《问答》），他用历史事实的铁证，有力地驳斥了
朱熹的倒退历史观。
在陈亮看来，“义”与“利”或“天理”与“人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从来
就是相互并存的，所谓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从来就是交杂并用的，根本不存在
“三代以上”和“汉唐以下”的绝对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功到成处，便是有德；
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宋元学案》卷 16《龙川学案》）。他认为王霸、义利之
间也不存在着绝对对立的鸿沟。这就是他对三者关系的正确结论。从这个观点出发，
陈亮认为，既然“义”和“利”可以统一起来，那么所谓“天理”和“人欲”也不
是绝对对立的。他认为，物质欲望是人的天性，不应忽视，统治者对其不能强迫禁
止。只能“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陈亮集》卷3《问答七》）他主张统治者应
用赏罚的手段使为善者得到富贵尊荣，为恶者受到危亡困辱，这就是顺应人的天性，
对人们的利欲进行正确控制，而不要从根本上对出于人之天性的利欲要求加以禁止
和否定。与重视“事功”的思想相联系，陈亮认为“顺民之心，因时之宜”这才是
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
在“王霸”“义利”问题上，陈亮对理学的批判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南宋时代，
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崇高形象 声誉历代不衰
疏枝横玉瘦，小事点珠光。
一朵忽先变，白花皆后香。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藏。
王运休三弄，东君正主张。
（卷17《梅花》）
陈亮一生，忧国忧民。他那种为坚持抗金，为振兴和统一国家、百折不回，不
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上面这首诗，实际上
是借花抒情，表达了他高尚，乐观的精神和卓然超拔的意境，欲“传春信息”，不
怕“雪里藏”的千古绝唱，正是陈亮一生崇高形象的生动写照。他力主抗战，反对
腐败，提倡革新，批判理学。
陈亮的同乡，诗人王柏心在《龙川集跋》中说：“夫龙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
杰而有志圣贤，坎唤不迁，乃用文章显，虽阅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电，犹挥
霍震烁于霄壤……读其书而慷慨奋发、遗弃萎琐卑陋，卓然思自跻于高明光大之域，
则其有功于人心学术也”。这一评论，恰如其分地描绘了陈亮的高大形象和不朽功
绩，任何历史人物，其言其行不仅在他生前要受人们的毁誉，更重要的是要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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