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还有时中之义。时中，即适时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
中。”（《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
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皆此例。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他
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
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
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
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
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
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
（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
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
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他也愤愤地说过：
“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
（《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其实孔子的“天”，指
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
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
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综观人类认
识史，无不经历着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
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
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
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
“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
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
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
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
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
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因为他首先认为天有规律，人可效法：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天的特征首先是四时运行，健行
不已，《周易·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亦是：“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
《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
“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
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当他被围于匡时，他坚信
“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会助成他复兴周公之业。见侮于公伯
寮时，他也信守：“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
（《宪问》）当他看见弟子不幸身染恶疾时，他悲叹：“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
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种正义力量，可以帮助人
们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种终极力量，让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药。甚至，天命
还是人间善恶的公正裁判，因此当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引起学生误会时，他指天
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仁政德治孔子的政治思想可归纳为仁政、德治。仁政是施政原则，仁者“爱人”
（《颜渊》），仁政亦主张以爱人为最高职志。他说：“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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