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大学衍义》也为后世帝王所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
此一书足矣”,明太祖“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举《大学行义》,乃命大
书揭之殿两壁。(《明史·宋濂传)由此可见真德秀理学思想通过《大学行义》发
表之后,其影响力之大。
真德秀的理学思想虽然十分丰富,但他上继程朱,不越其轨,以下仅就其特色
略加论述。
(一)“德性天与”和“顺天应人”思想
真德秀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其形体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
其与禽兽之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但在形体上有别于禽兽,更具有仁、义、礼、智
的特性。他说:
自吾一身以至于万事万物皆各各有道理,须要逐渐研究。且如此一身是从何来,
须是知天地赋我以此形,与我以此性。形既与禽兽不同,性亦与禽兽绝异。何谓性?
仁义礼智也。惟其有此者,所以才方名为人。我便当力行此五者,以不负天之所与。
(《文集》卷26《问格物致知》)
在这里,真德秀把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意识说或是上天所赋,与生具有的先验
的德性。按照辨证唯物论观点,实际上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不过是人类物质生产活
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定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为了证明仁
义礼智这些伦理道德的合理性,真德秀才提出了“人性天赋”的观点,这一方面固
然是为了在思想意识上规范士民,使其言行不逾封建礼教之规矩,同时也用之来约
束最高统治者违背义理的行为,因此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他说:“仁义礼
智之性,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情,耳目界口、四肢百骸之为用,君臣、父子、
兄弟、夫妇之为伦,何莫而非天也。”(同上书卷24,《明道先生书堂记》)在真
德秀看来,仁义礼智等德性和鼻口四肢百骸的作用,以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都是上天所规定并赋予人类的。总而言之,人类社会的轨范
和秩序都是上天安排的,因此,人类必须不折不扣地予以遵守和执行。
基于上述理论,真德秀认为,包括所有的人,皇帝也不例外,都必须严格遵守
和服从天命。人所共知,在封建社会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都是不受法律约束
的。真德秀则认为在上天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君主也不能例外,应该无条件地
服从天命。他在担任理宗皇帝的侍读期间,不遗余力,苦口婆心地规劝理宗皇帝敬
天修法,每次进言,都是托天命以为言,如他说:
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几。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盖天
之视听因民之视听,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文集》卷13《召除户书内
引札子一》)又一次上书说:
会中原无主,正是上天临现四方,为民择主之时,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
命陛下为中原之主。不能则天命将归之他人。此臣所以进“祈天永命之说也。(
《文集》卷13《得圣语中省状》)
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生。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文集》
卷18《经筵讲义进读大学卷子》)
由此可知,真德秀宣扬天命论,其用意,主要是做戒人君,其内容大致是要皇
帝以身作则,先正己(正君心),然后正人心。号令臣下整肃纲纪,澄清吏治,缓
和国内矛盾,争取民心以巩固统治。在统治阶级的政权处于危机四伏的时候,搬出
天命论,提出敬天恤民已是不得已的办法了。所以他再三强调,要使政治清明,必
须从“正君心”着手,他说:
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
心,湛然清明物莫能威,则发号施令,同有不恢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
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大学行义》卷1《帝王为治之序》)
由此可知真德秀鼓吹天命论的真实用意在于整顿朝纲,澄清吏治,转移颓风。
而要达到此目的,又必须首先让皇帝端正思想,改良政风,纠正士习。他用天命论
给皇帝施加影响,已是别无他法。明代魏校就指出:“昔人为人君至尊故称天以畏
之,却是举一大者来压人君。”这说明在他的天理观也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真德秀的天命思想中,虽然认为“天”能主宰万物,能为赏罚予夺,主要不是
因为“天”是人格之神,而是认为“天”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这个“理”
能够发挥出人格神的作用:“福善祸淫,不少差忒”,就是说,它能够报善以福,
报淫以祸,在真德秀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即纲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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