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朱的理学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结合在一起，把理学涂上了神秘主义的色
彩，这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从理论思维上看，却是一
种倒退。
（二）“即器求理”与“持敬”相结合的涵养论
程朱理学历来强调把认识论同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真德秀根据这种“穷理持敬”
的思想，主张”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
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
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
皆当。”（同上卷3。（《论学问思辨乃存养功夫》）
关于如何“穷理”的问题，真德秀认为穷理就是”从事物上推求义理到极至之
处。”他说：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
精粗之辩，固不同矣，然理未尝离乎物中。知此，则知“有物有则”之说矣。盖盈
乎天地少间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则具此理，是所谓则也。……
则者，准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也。……失物之所以有是则者，天实为之，人但循
其则尔。（《大学衍义）卷5）。
这里指出：理是形而上学的“道”，是事物之则；具体事物是形而下的“器”，
从二者的关系上说，理是形而上者，事物是形而下者，二者虽然有精粗之别，但
“理未尝离乎事物之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物有则”。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合
理的。问题是，他虽然认为形而上学的“理”不能离乎具体事物而存在，提出了
“有此物则具此理”的主张，但又错误地认为，一物之所以有一物之则，“天实为
之”就是说事物之“则”不是该事物自身所固有的。粗看起来，这种“理未尝离乎
事物之中”的思想是合理的，然而仔细看来，归根结底这个“未尝离乎事之中”的
“理”仍然是那个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绝对的“天理”在事物中的体现。毫无疑问，
这是朱熹“物物有一太极”的理一分殊思想的翻版，是与朱熹一脉相承的客观唯心
论。此其错误之一。其二，他虽然讲到“盈乎天地之间者莫非物。”并且说“人亦
物也”，但当其对“人之理”作解释的时候，则说：人之为人，所以与天地并立，
而为三者，盖形有小大之殊，而理无小大之间故也。理者何？仁、义、礼、智是也。
人之有是理者，天与之也。自天道而元，则曰元亨利贞；自人道而言，则曰仁义礼
智。其实一而已矣。（《文集》卷32，《代刘季父浦城县库四德四端讲义》）这就
把封建道德说成是来自人类以外的先验的绝对观念，并且认为这种“一定而不可易”
的准则对人来说，是只能遵循而绝对不可违犯的最高规范。
既然认为仁义礼智之德性为天之所赋，那么，关于仁义礼智的“理”，就只能
向内探求即从人自身的意识中去求，何必又要在事物上求理？真德秀说：“孟子所
谓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无不知敬其兄，此即良知，
所谓本然之知也。然虽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义理到极至处，亦无缘知得尽。”
（同上卷18《讲筵进读手记》）其前提是人具有先天性的“本然之知”即“良知”，
但“良知”还不是义理极至，因此还必须就事物上去推求，使之达到义理极至处，
这才是求理之最大目标。所谓“义理”，仍然指的是仁义礼智之理。人生先天具有
的仁义礼智是一种潜意识性的“理”，通过“即器求理”所达到的对义理的深刻认
识才是理之极至。人亦是物，求人理要从人本身的“良知”出发，结合对“洒扫应
对”等人伦日用等事物的推究，就可以达到对“义理”的本质性认识，用以扩充心
中之理，这就使“本然之知”升华到义理之极至了。由此可见，所谓“就事物上推
求义理之极至并非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要上人把封建伦理关系的理在认识
论上从一般的人伦日用上升到“理”（或“道”）的高度，上升到一定而不可易和
只能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天理”的高度。
如何才能使“本然之知”上升为义理之知的高度？真德秀提出了“穷理”与
“持敬”相辅而行的主张。何谓“持敬”？按真德秀的说法，敬就是外表端庄，整
齐严肃，内心敬一，无二无杂，使外表的端庄严肃同内心的专一无杂相互交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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