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
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
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七月，杨涟、左光
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
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
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
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
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刘宗周才幸
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
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
《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
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
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
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
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
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
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
《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
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
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
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
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
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
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
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
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
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
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
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迂阔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
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逆耳之言，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
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我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
才得以平安过关。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
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
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
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
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
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
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
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
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
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
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
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
“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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