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风涛险恶的宦海，而宗羲在父亲的熏陶习染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萌生、
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最终影响和决定了宗羲
的一生。天启三年（1623），尊素迁监察御史，宗羲亦通过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
新近补为仁和（今杭州）县学博士弟子员。是年秋，宗羲随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
新的学习生活。
读书的日课，当然是所谓“时文”，即八股制艺，由父亲亲自督促指点；而少
年黄宗羲对小说家言及稗官野乘却颇感兴趣，“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
《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睡熟，则发火而观之一（《南雷文钞·家
母求文节略》）。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不久就被父母发觉。明建国之初，太祖
朱元璋曾下诏，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二》），所以姚氏夫人
十分担心麟儿因放松举业而有碍前程，可是，“少即博鉴经史，不专为科举之学”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黄氏家录》）的尊素对此却并不介意，还认为“亦足
开其智慧”（《黄梨洲先生年谱》），或许他在爱子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自己吧。
天启时代的明帝国，承嘉靖、万历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
夜。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国称汗后，
声势日盛，不但屡屡攻扰辽东，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叩关南向；南边的明朝却武备松
弛、将骄兵惰，卫所制度也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兵员不及定额的半成，甚至军器仅
有一张弓！朝政情况更是一塌胡涂、乌烟瘴气。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励
精图治，反倒宠信太监魏忠贤（本名进忠，后赐改忠贤，河北肃宁人，1568—1627），
听其擅专国政，广植党羽。官僚集团中则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四方督抚，大批趋炎
附势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门，阁臣魏广微呼忠贤为叔，给事中阮大铖、礼部尚书顾秉
谦、太常卿倪文焕等拜忠贤为父，此外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类不堪入耳的名号，中外勾结，形成既丑恶又凶残的“阉党”，造够了酵竹难书
的无边罪孽。而与其对立的一方，便是东林党人。
所谓“东林党”，其实始终不曾是一个有纲领的政党式团体，也并未真正结党，
最多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集群。“东林党”这个称谓，是由阉党强加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学者称东林
先生或径阳先生，1550—1612）因“京察”案革职家居，与同里高攀龙（字存之，
一字景逸、云从，1562—1626）、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新，江苏常州人，1539—
1610）等人讲学无锡东林书院，嗣后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
—1624）、赵南星（字梦白，·号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0—1627）等亦相继
讲学，远近士子，闻风相从。上述诸人后来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创始人物，其中顾宪
成，邹元标、赵南星被誉为“海内三君”。在学术上，东林人士反对阳明学术末流
“盛谈玄虚”、以致“遍天下无不皆禅学”（刘宗周《刘子全书》）而造成的空疏
不切实用的流弊，主张回归正统的朱子学，提倡避免空谈心性、强调做学问应以平
治天下为终极目的，表现出期望在实践上济世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完全合乎
正宗儒家“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至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明史·顾宪成传》），也无非是中国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习惯，自东汉以来就
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权在握的当道者不妨对这类往往无伤大雅的“清议”冷
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启朝的情况不同。明初，朱元璋曾严厉规定一内臣（按即宦官）
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而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居然权倾
中外、势焰熏天，内阁诸大老则仰其鼻息、助纣为虐，这些眼前的现实自然成了东
林人士“讽议”“裁量”的主要内容，两下里针锋相对，看来也有义气用事的成分：
“处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风者”（即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又与东林诺人桴鼓相应。这
样一来，阉党遂将东林人士视如仇雠，阮大铖等寻机进言魏忠贤：“此俱东林党，
每事与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贤浊乱朝政》），顺便还把所有不依附不顺从
他们的士人统统打入东林的阵营，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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