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他写道：“必也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
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大政出于学校，天下事的是和非，要由学校来裁判，这种“学校”及功能不正是近
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基本职能吗？梨洲先生的胆略和见识不能不令人敬佩。
这些凝聚着民主启蒙思想精华的议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
跟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生相比，也要早一个世纪。
《待访录》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梁启超谭嗣
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
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还说：“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
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待访录》内容丰富，
有些观点也不免幼稚，不免带有理想甚至空想的色彩。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局限使
然。
在哲学上，梨洲受蕺山先生的影响极深。然而，在生存的历史环境与经历的历
史事件这两大方面，师生之间毕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梨洲哲学思想不尽同于蕺
山，也不全来自蕺山。
梨洲多次论述理气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理气心性统一论。他认为，
“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心体流行，
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
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孟子师说·〈浩然〉章》）。所谓“气”，
是客观物质之气、即自然界之气；所谓“理”，即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理与
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明儒学案·诸儒学案》）；“在天为气者
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诸儒
学案》），理气心性是统一的。所以，不能“离气以求心性”，也不能心外求性。
梨洲在这里力图用心性理气统一论解释历史社会现象，以克服前人在自然观与
社会观之间存在的理论矛盾，无疑是理论思维的一个进步，但仍然存在流于机械比
附的缺陷。
其次，梨洲提出了“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他在《明儒学案·发
凡》中写道：“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
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
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一本万殊”是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不能强
人就己，而“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也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内；但是，如果
不加以“会众合一”的学术归纳，混“金银铜铁为一器”，则令人茫无头绪，难以
把握“数百年之学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儒学案》正是梨洲“一本万殊，会
众合一”学术史观的结晶。
梨洲一以史学为根抵”（梁启超语），在史学领域贡献甚伟，既撰有大量史学
著作，又有一整套具有真知灼见的史学理论，实为一代史学大师；由他开山的清代
浙东学派，也以史学成就最为著称。
“经世应务”是梨洲治学不容移易的原则，因此，其治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明
代，不仅著有长达244卷的《明史案》，对南明时期史料的搜集保存也极为注意，有
《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一方面探讨、总结有明一代“治乱之故”，同时
也借以寄托故国之思。
“寓褒贬于史”，是梨洲史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原则。他认为史书应起到“扬善
惩恶”的作用，如果“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晋书·史》）；并且还对各种体例的史书提出适用的褒贬原则，比如他认为地方
志应“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不同于正史之“美恶俱载”，“犹其所去，是
亦贬之之例也”（《再辞张郡侯修志书》）。
同时，梨洲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求考证，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批评那种“不
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谈孺木墓
表》）的浅陋轻躁习气。
在梨洲自己，无论是摆述历史，还是应人之请而作的碑志序铭等，都是遵循了
上述原则的。
为明修史，是梨洲的夙愿，但是，出于民族大义，清政府几次礼聘都被他拒绝
了。然而梨洲却始终关注《明史》的编写情况。他认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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