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才算最终了结。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属山东），(木圣)幼弟潘耒（字
次耕）前来谒见，正式拜门受业。(木圣)章被难后，潘来居淮安王略家中读书，并
与王略之女成婚。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继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炎武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炎武的耿耿孤
忠有所销蚀。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字原一，号健
庵，昆山人，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家中。当时，清廷议修《明史》，翰林院
掌院学士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为此
设宴款待炎武。席间，熊邀请炎武参与撰述，炎武断然拒绝，说：“果有此举，不
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赐履与
出席作陪的徐乾学相顾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
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年谱》），一时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
院掌院学士叶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经筵讲官韩囗（字元少，江苏
吴县人）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炎武坚辞，三度致书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
始不变”！叶、韩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罢。后人有诗云：“到底不曾书鹤版，
江南惟有顾圭年。”次年，叶方蔼为明史馆总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说：
“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
殉之矣！”（《文集》三，《与叶讠刃庵书》）且自此以后，“遂绝迹不至都门”
（《年谱》），以表明自己不与当局合作的决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赵齐豫陕晋之间，
“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文集》六，《与潘次耕》）。由于年过六旬，
尚无子嗣（38岁时得一子，名贻谷，3岁即夭折），因而江南亲友商议，以族侄衍生
过继炎武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师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东德州，
与炎武“行父子相见之礼”。时年衍生12岁，炎武则六十有五。这年十一月，炎武
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与炎武订交于康熙
初）家。炎武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卜居华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进
为之构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携衍生迁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
八月，炎武由华阴至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
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竟日夜呕泻，初九日凌晨，
炎武溘然长逝。衍生当时年仅17，又从未经历过这种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韩宣（字
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丧；两个月后，炎武堂弟顾囗（字大云）
由江南赶赴曲沃，与衍生一道扶枢南返，归葬于昆山祖茔。
自顺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乡”，20多年来，炎武“身负沉痛，思大揭其
亲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语），东西南北，惨淡经营，“九州
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与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复明室。晚年
定居华阴，亦有极深的用意。他在《与三侄书》中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
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
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与李星来书》中
也说此地“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追攻。此
他省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垦荒，也是为了同
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说：“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选，而所至每试之垦
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朝夕，而东西（按即“章丘长
白山下”和“雁门之北”两地）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
常用度则相当俭省，一年所费“约一百二三十金”（《残稿》三，《与原一公肃两
甥》），曾“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
表》）
由于种种缘故，炎武的图谋付诸实践的希望愈来愈小，“奔走流离，老而无子，
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内心深处之悲愤
哀痛自不待言，但他从不因此而颓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终始如一。
一生当中，他多次哭吊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国遗民之情，多次以死坚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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