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
即与此大有关系。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
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
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
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
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
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
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
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
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
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
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
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
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
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
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
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
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
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
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
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
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
“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
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
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
“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
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
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
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
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
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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